汪悦进
 

　　第十一届AAC艺术中国在主席郑胜天教授带领的九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从2017年1月至5月共同完成月旦评、候选入围、提名奖以及终评的评审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和领域中，共同研究和推动传播中国当代艺术。

　　作为此次的评委会成员之一，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终身教授汪悦进 (Eugene Y.Wang)长期在艺术史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他也对当代艺术在国内外发展现状提出思考。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和“西方”当代艺术之间的界定越来越模糊。而中国艺术家在欧美艺术院校的训练使得这一状况更加复杂，因为他们在那创作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已融入进所在国家的主流艺术实践中。同时他也提出中国艺术家当下的活跃趋势，那就是对科学技术的追逐。
 

　　记者：您作为资深的美术史研究专家，您对于艺术史的考察线索是怎样的？
 

　　汪悦进：我倾向于大量思考艺术史的叙事，比如我们将艺术作品串联起来的逻辑架构、我们把横跨数个世纪的艺术连贯起来的方式。
 

　　记者：如果转化到当代艺术的考察上，现在的艺术生态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或是挑战？
 

　　汪悦进：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我们正处于后意识形态阶段。曾经许多当代艺术受政治话语驱动，随着时间推进，这类话语开始僵化并成为某种常态，或让人厌倦而不再有趣。如今仍有许多关于介入式艺术创作的讨论，我觉得它愈加被挖掘够了。事实上，艺术市场和博物馆策展人正在成为新的正统。

　　更复杂的来看，一种方向的缺失感正变得越来越显著。不再有大叙事，以欧美为中心的叙事线索让步给视野更宽广的“全球艺术”。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它的问题是，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过想象一个“全球”的概念，某某“中心主义”常就此被伪装起来。
 

　　记者：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相比的异同有哪些？这样的影响是什么？
 

　　汪悦进：真的越来越难以界定“中国”和“西方”当代艺术，全球化时代模糊了这个界限。而中国艺术家在欧美艺术院校的训练使得这一状况更加复杂了，他们在那创作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已融入进他们所在国家的主流艺术实践中。幸亏，那些通过强调显而易见的“中国”符号而过度滥用的“中国性”已经有些失宠了。许多中国艺术家已跨越了这一平台，虽然作为一种表面上的中国媒材，水墨画有意识的复兴仍旧持续着。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中国艺术家活跃于一个层面，最显著的趋势就是艺术创作中对科技的驾驭。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代艺术，您的评价标准是怎样的？
 

　　汪悦进：以一句妙语来讲，在我看见它时就心中有数。如果非得让我认真说明，我会说我关注的作品要很好地揉杂了形式上的设计与观念上的掌控。视觉上，它们必须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传达出它们的效果。它们必须有抓住你注意力的力量并让你思考。
 

　　记者：您对于此次参与AAC艺术中国评选的感受？请您给予意见和建议。
 

　　汪悦进：在成熟艺术家的候选名单里进行选择相对容易;让我感到讶异的是，竟很难从这份年轻艺术家名单中进行选择。许多新的能量来自于年轻一代的身上，他们让老一辈们显得陈旧又过时。世代之事是值得注意的;年轻一代可以做出“老家伙”们不再能做到的事。于此我很讶异你们的年轻艺术家名单让我的选择变得异常困难，我不得不一遍遍重复翻看名单来选出要求的候选人数。我认为陆扬是中国现今最让人振奋的当代年轻艺术家之一，我还可以想到其他一些人，但是很可惜没最终入选。因此，年轻艺术家名单需要再进行补充，来呈现出年轻一代艺术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