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出生于1952年，浙江温州人。1976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198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大陆分会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于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及于五四时代的儒家哲学研究。著作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哲学与传统——于五四时代的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人文主义的视界》等。
 

中国古代的文化理想始终是以“仁爱”观念居于核心地位，仁爱是中国儒学的主导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化理想，以“仁爱”观念居于核心的地位。“仁”的思想来源可上溯到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保民思想。《尚书》中“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反映。尤其是《尚书》中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若”，“不敢侮鳏寡”，这种对孤寡老人和失怙幼孤的特殊关注，是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滥觞。实际上，孝的真正意义也应当从这方面来了解，孝是对父母亲情的回报和珍视，它不仅在来源上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实践，所以程伊川说:“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

“仁”的意义，对孔子而言，最重要的是“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于孔子，“仁”已经成为普遍主义的伦理原则。“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孔子以仁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墨子以兼爱为最高的理想原则。即使是老子也说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慈即慈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三位最早的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肯定了仁爱的重要意义。战国时孟子倡导“仁民爱物”，惠子更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也都对后来的儒学有重要影响。故唐以后的儒学，韩愈以“仁”为“博爱之谓仁”，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都把“仁”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伊川指出:“四德之元尤五常之仁，偏言之则一事，专言之则包四者。”，朱熹也坚持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恻隐之心无所不贯”，这都是明确地把“仁”作为儒学的支配性原理。

宋明理学以仁统诸德，事实上，在中国的儒学中，“仁”特别与“爱”、“和”、“恕”、“公”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价值共同构成了中国儒学主导的价值取向，并在历史上和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联。

梁漱溟指出，仁学是一种伦理情感，在欲望中人只关注自己，但在伦理情感中人会关注他人。他说:“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对方。”这是梁漱溟对儒家仁学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中国在周公、孔子提出伦理的理想以后，“封建的社会”逐步演变为“伦理的社会”。

伦理之代封建为秩序，于此可举一端为证明:例如亲兄弟两个，在父母家庭间，从乎感情之自然，夫岂有什么差别两样？然而在封建社会，一到长大，父死子继，则此兄弟两个就截然不同等待遇了——兄袭爵禄财产，而弟不与。此种长子继承制由何而来，梅因(Maine)在其《古代论》名著中曾指出一个原则，凡继承制度与政治有关者，必为长子继承制。大抵封建秩序、宗法秩序都是为其时政治上经济上有其必要而建立，而超家庭的大集团生活则具有无比强大力量，抑制了家庭感情，乃至时过境迁，无复必要，而习俗相沿，忘所自来，此一制度每每还是机械地存在着。1936年我到日本参观其乡村，见有所谓“长子学校”者，讶而问之。乃知农家土地例由长子继承，余子无分。余子多转入都市谋生，长子多留乡村，因而其教育遂间有不同。此足见其去封建未久，遗俗犹存。其实，欧洲国家亦大都保留此种风俗至于最近。惟中国独否。中国实行遗产均分诸子办法，据梁任公《中国文化史》说，几近二千年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亦不是偶然，这就是以人心情理之自然，化除那封建秩序之不自然。所谓以伦理代封建者，此其显著之一端。

从梁漱溟的立场来看，“仁”的出现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理性的早熟”，这所谓理性，略相当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不仅对中国制度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也对中国整个的历史发展路向发生了莫大的影响。

日本　“仁”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忠勇”是武士阶级信奉的儒学德行，反映了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

以研究日本文化与价值著称的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曾指出，“仁”在日本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她在研究日本文化中对天皇和父母的“报恩”观念时指出:这种报恩是一种无限的、无条件的义务，比中国文化中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对父母的孝行的观念更绝对化；忠和孝的范畴虽然都来自中国，但在中国并不是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了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目作为忠孝的条件，这个德就是仁”。她指出，在中国统治者必须行仁，否则人民反对君主就是正当的。“中国人的这种伦理观念在日本从未被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完全没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那种崇高的地位。”罗伯特·贝拉认为，在前现代的日本，对主君的特殊主义的“忠”的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观念之上，忠是江户时代的中心价值。他说:“我们看到，在日本，忠渗透于整个社会，成为所有阶级的理想。而在中国，忠甚至很难适用于整个绅士阶级，而仅仅适用于做官的那些人。”按照这些说法，在前现代的日本儒学或日本文化中，支配性的价值和原理是“忠”，人对特殊系统或特殊集体的承诺胜过了他们对普遍主义价值(正义、博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