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浊世清莲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乐教化一直伴随着华夏民族，维系着神州大地五千年来的神传文明。人的先天本性原本善良平静，有感于外物的诱惑生出好恶之情。好恶之情得不到节制，就会逐渐失去先天的本性，进而邪念丛生，追求私欲，以至无所不为。于是圣王们根据天地的中和之道，制定了礼乐。乐以正其心，礼以正其行，用礼乐把人心调适到中正平和的天地之道上。

《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德音、雅乐、正声。与天地不合就是邪僻，就是溺音、淫声。圣王用大乐调和人的心志，用大礼节制人的行为。人的心志行为都符合天地之道了，自然就天下大治而国泰民安了。

圣王用大乐调和人的心志

那么，音乐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尚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虞舜时的乐章箫韶之曲，连续演奏九章，凤凰也飞来随着乐声翩翩起舞。萧史弄玉吹笙吹箫，感化天地，引来赤龙紫凤，双双乘之，成仙升天而去。雅乐能感通天地神灵降示吉祥，何况于感化人心？

孔子在齐国听习韶乐，三月而不知肉味。他感叹说：没想到听音乐竟到了这种地步！据说师旷弹琴时，马儿会忘记吃草，仰起头侧耳倾听；觅食的鸟儿会忘记飞翔，翘首迷醉，丢失口中的食物。足见雅乐和神安体、感人化物的力量。

孔子的弟子子游在武城做官，注重以礼乐教化百姓，城里经常一片弦歌之声。子游见到孔子说：“我时常听先生说：‘君子学了礼乐就会爱人，小人学会了礼乐就会和顺。’现在城里的百姓都讲究礼让、和睦相处，这正是我初时为政的目的。”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在子游的治理下，武城邑一直太平安宁。

对圣人来说，雅乐教化人心，胜过雄兵百万。

舜帝时有苗不服，大禹欲武力讨伐。舜帝曰：“不可，德政教化不够而动用武力，这不合治国之道。”于是修明德政教化三年，令人们手持干戚起舞，以美德舞乐代替武力感化对方，终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使有苗降服。

孔子周游列国，游到匡地，被匡人重重围住，且越来越紧急。弟子们都很恐慌，孔子却弹琴唱歌，声不绝耳。子路进见说：“先生为什么还这样快乐啊？”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我躲避困境很久了，但总免不了受困窘，这是命运啊！我求通达也很长时间了，却总不能通达，这是时运不济啊！处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受困窘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处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的人，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时运造成的。在水中航行而不避蛟龙，是渔夫的勇敢；在陆地行走而不避犀牛、猛虎，是猎夫的勇敢；刀剑交叉在胸前，视死如生，是壮士的勇敢；知道受困窘是命中注定的，通达是天时造成的，面临大难而不畏惧，才是圣人的勇敢啊！仲由，泰然处之吧！我的命运是受上天制约的啊！”于是，孔子弹琴，子路与众弟子唱和。没过多久，围军首领前来谢罪，退兵解围而去。

雅乐者，君子之所以养义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道德的力量是永远高于技艺的。君子拥有高尚的品德、博大的胸怀，弹奏出的雅乐，自然是众人心服。舜帝舞乐服有苗，孔子弦乐解围，诸葛亮空城弹琴退敌，不都是这样的吗？

孔子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文德，就是礼乐教化。礼乐教化的“文治”之功，实在是远远胜过劳民伤财、不得已而用之的“武功”的。是故，君子修身治国，不可离开礼乐的教化。

同是一首乐曲，黄帝听之吉祥，平公听之招祸。为什么呢？是道德以及奏乐目的不同所致。黄帝以天子之尊，演奏与天地同和的大乐来酬谢天地神灵，这是天人合一的得道之举。而晋平公仅诸侯之位、道德尚不及诸侯，却执意要听与天地同和的大乐，这种用圣人的音乐来满足声色之欲的行为，助长了人的私欲妄念。这是对天地神灵的亵渎，对礼乐的破坏啊。吉祥天佑与灾难天谴，都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

荀子曰：“荣辱之来，必象其德”。《黄帝内经》曰：“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假如晋平公能听从师旷的劝告，节制人欲，修养德义，不做非分之想，处处谨遵诸侯之礼行事，那只会得到上天的赐福保佑，又怎么会连累晋国百姓也一同遭殃呢。

《史记·乐书》曰：远古圣君之所以制定雅乐，并不是为了娱乐人心、快意纵欲，而是为了治理好天下。音乐端正，人们的行为也就端正了。雅乐就是来动荡人的血脉，通流人的精神而调和端正人的身心的。雅乐的功能，就在于它对内端正人的心意，对外区分人的贵贱；在于用它对上侍奉宗庙祖先，对下转化平民百姓。礼仪是由外表进入的，音乐是从内心产生的。如果离开了礼仪，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凶狠傲慢；如果离开了雅乐，人们的内心就会变得奸诈邪恶。雅乐是君子用来修养德行而防止淫逸的。所以圣王让人们耳听《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这样，邪恶的东西就无法侵入君子的身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