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全景图
 

　　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疏通一条“古故水道”并开凿邗沟。后来秦、汉、魏、晋和南北朝继续施工延伸河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隋炀帝时期，这位始终有着争议的帝王征调民工200多万，扩展为南北大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历史上大多指责隋炀帝为昏庸奢靡，开通运河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而据考证，当时缺粮，江浙一带粮食多，挖河运粮也是一个有力的说法。大运河的开通方便了鱼米之乡江南地区大量物资的北上，以供应京都所需。郑州和洛阳都有古粮仓，顺着有粮仓的地方挖下来，使南粮北运，解决了缺粮问题。

　　回洛仓兴建于隋大业初年，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粮仓遗址，具有完整的仓城格局和众多仓窖遗址，是洛阳作为隋唐大运河起点的重要实证。经过前后两次挖掘，回洛仓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355米，相当于50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仓窖710座左右。考古人员判断，每个仓窖储存的粮食在50万斤左右。依此推断，整个仓城的储粮总数可达3.55亿斤。

　　大运河的开凿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隋炀帝三游江都更是耗费巨大，隋朝最终走向灭亡。大运河在唐宋时代迎来繁盛时期。

回洛仓仓窖发掘现场
 

　　【唐宋时期：《清明上河图》 画出王朝生命线】
 

　　隋朝以后，大运河成为唐宋时期连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交通大动脉，汴州、扬州、苏州等城市兴起。从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便可见当时城市经济的繁华。虽然它所描绘的只是宋代汴京一个节假日--清明节的热闹场景，却展示了运河对宋王朝的影响力。

　　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三座名窑(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锏窑)的产品也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云外海外各地。

　　1999年，考古人员在安徽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做过一次隋唐大运河遗址考古挖掘，挖出了一处石质的码头遗址和一段运河部分河床，下面有八艘唐代沉船，还有几十吨瓷器的残件，其中罕见的瓷器珍品有1200件，被确定为唐宋全国各大瓷器窑口的遗物。大运河经过这次考古挖掘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瓷器之路。

　　唐宋大运河通济渠汴河遗址商丘于2013年被发掘，考古人员发掘出城市“河市”区河岸，这是中国大运河考古首次发现城市河岸，堪比北宋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为隋唐至北宋时期中国大运河发展历史研究增添重要考古材料。在河岸遗存中，清理出大量的建筑砖、瓦，有的砖瓦碎片层层叠压，出土的陶瓷器也非常多，青瓷、白瓷、黑瓷等全国各个窑口的都有。

回洛仓遗址保护展厅
 

　　【元明清时期：清代画师记录乾隆下江南】
 

　　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后在北京建都，将大运河南北取直，不再走洛阳、西安，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形成了自元代以来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均建都北京，对元朝大运河进行了扩建。大运河贯通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南北货物的运输，南北之间的商业和贸易比过去更加方便快捷。

　　济宁、聊城、德州、天津等北方一系列城市成为新兴的水陆交通枢纽。以天津杨柳青为例，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及天津漕运的兴起使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经济日益繁荣。杨柳青木版年画随即兴起并日益兴盛，出现了全镇及周边村庄“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况。杨柳青木版年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寓意吉祥，雅俗共赏。它采用刻绘结合的手法，刻工精美，绘制细腻，人物生动，色彩典雅，成为我国著名的年画品种之一。

柳孜码头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
 

　　这一时期，江南水运事业发达，城市也更加繁荣。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这种情景在清宫廷画师徐扬绘有的一幅反映当时姑苏繁华风貌的写实性长卷《盛世滋生图》中有形象地反映。

　　历史走到了乾隆时期，这位风流皇帝对大运河表现出的兴趣更不同于一般，六次下江南被后人各种演绎至今。清无款《万笏朝天图》卷以金粉在磁青绢上绘制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途经苏州一带的风光。该画为磁青绢地金碧山水人物画长卷，卷高56.3厘米，卷长则有17米多。卷首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印玺，为清宫旧藏。其中山川楼阁、风土人情、市井生活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图无款，相传由苏州范仲淹后裔--范瑶组织人员绘制，将地方官民迎驾场面冠以“万笏朝天”，语意双关。曾入藏乾隆内府，《石渠宝笈三编》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