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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迪和，方笔山水画创始人。1962年生，湖北阳新人，湖北大学毕业，现为湖北省国画院院长、湖北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江山行画家组”主席、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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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谣 2013年 纸本 68cmx68cm

　　本是拿画笔的手，偶然间搬弄起文字来，倔拙就可以想象了，还好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点点砚边体悟而已，一篇《中国画濒临危亡，打一场民族文化保卫战》没想到引起了众多国人的关注，一时间同道不同道和认识不认识的朋友许许多多，电话、信息、邮件、博文甚至登门造访，希望探讨与交流，赞许之外不乏疑惑和批评，难以逐一作解，遂择问题几许以为言，成此篇以飨众人。

　　近日读文章一篇，作者列举诸多例证说明了 “文化修养决定着中国画的高下”之观点，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文化种类千千万万，是否都能决定中国画的高下呢？显然不是，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又是怎样决定中国画高下的呢？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别说想要掌握中国画传统技法一套中国画全集临摹足够，就是100套中国画全集临摹下来，也只是一个依葫芦画瓢的，而决不是一个依葫芦造房建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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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晴2013年 纸本 68cmx68cm

中华文化是以道德为主体的大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深厚而博大、大无其大、微无其微，人的一生难以穷其一绺，而其本身永无其极。因国运沧桑，时代变迁，近百年来一直遭受诋毁和践踏。有人曾以“包罗万有而其实一无所有”而否定之。然正是这一句“包罗万有而一无所有”道出了它的神奇和真奥，可惜句子被前后分开断章取义了。有人说它如迷宫，无以捉摸，其实同一切事物一样，都是有其发展规律的，如果从根本上看问题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有如下特点。

　　首先，贯穿始终的基础理论——阴阳论。《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二，以壹而待之。壹者太极是也，统领二物，相互作用，运化万千”。46亿年以前，地球是一团无形混沌的气体，通过不断的运动形成由气体、液体、固体共存的后来形态。液体既可成气体，亦可成固体，依气体无形，依固体成形，气体和固体通过液体有机结合而又相互作用相互更变。中国古代汉族圣贤根据地球的初始过程和形态，推理总结出一个哲学的世界观，这就是阴阳论，亦称本源论或本体论。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两体构成的，阴是无形的不定向的意识的，阳是有形的定向的物质的，阴阳共存于一体不能独立分开。二是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阴阳两体在运动中不仅自身变化而且还相互作用相互更变。三是任何时候同一事物的阴阳两体必须保持互相协调，如果一方的存在和变化与另一方的存在和变化不能协调，就会损害事物的本身。

　　阴阳论不是简单的矛盾论和物质定律，也不是单纯的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它包涵了世界任何哲学的观点，应该是世界哲学的母体。若从神学和中西哲学三大体系来看，如生活中的一天，神学始终是午夜，没有白天的概念，因为神学以神为本，万物虚无，世界一直处在黑暗之中，人类一直处在苦难之中，只能由神来点亮世界，拯救人类于苦海。若黑暗中的事物用抽象来定论，神学则始终处在极度抽象的世界里，解决人类无能为力的问题。西方哲学则始终处在正午，没有夜晚的概念，如一天“day”即白天24小时，只按时间计算，24小时结束了，一天也就结束了。因为西方哲学以物为本，世间万物具在而不灭，夜晚的太阳仍在天上，只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若阳光直射下的事物用具象来定论，西方哲学则始终处在事物的具象客观存在的世界里，解决数学、物理、化学等诸多自然学术问题。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一天则是一日一夜，12个时辰，而且子时是从头一天的23点到第二天的1点，若太阳与白天代表阳，月亮与夜晚代表阴，那么中国哲学的一天不仅是昼夜阴阳的结合，更是昼夜日月阴阳的转换与轮回，一天的结束正是新一天的开始。如果西方哲学是唯物主义，神学是唯心主义，那么中国哲学则包含了唯物与唯心在内的所有主义，也可说不存在主义。西方哲学由柏拉图始更注重精神的物质存在性，具体到人与物的关系研究，后来引导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文明。中国哲学则从老子始，注重物质的精神存在性，具体到人与人的关系研究，解决了文化艺术等诸多社会问题，建立了一套按自然规律办事的社会道德体系，确保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社会和文化得到完整的传承，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消灭或被同化的民族和文化。

　　阴阳论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也是中华文化的理论基础，不仅决定了国学的哲学体系性，而且贯穿了整个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大到宇宙星辰，小到一草一木，如我们看一座建筑，其形体、结构、材质、装饰等为阳，设计、通风、吸阳、地质、位置、历史、环境等这些无形中影响人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建筑质量本身的因素则为阴，堪舆学称为风水。如我们说一个人“没有骨头”或“软骨头”指的是一个人没有向上的精神，没有道德素养，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两副骨架，一副是精神道德，一副就是真实的身体格骨，即一个人是由精神灵魂和肉体构成的，如果没有了精神灵魂那就是行尸走肉，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或不复存在。一支军队同样也是由队伍精神和人员装备构成，二者不可缺其一。古有“出师有名”才“理直气壮”，“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四面楚歌”是谓“屈人之兵”让敌方精神低落时再“一鼓作气”而攻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是由社会精神和社会本身构成，社会精神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就是社会道德，社会本身是指社会的物质形态，其主要表现是军事。道德决定社会的和谐稳定，军事决定社会的安全和存在，二者不得缺其一，而且要相互协调。古来中国皆立于文武两道，文主道德，武主安全，经济“无为而治”，叫文治武功。

　　其次，一切从根本出发的方法论——道德。“道”，事物发展之规律，从字义上讲“道”就是“从源头开始行走”，《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就是阴阳论。“德”就是一切按事物发展变化之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从字义上讲，就是说一心一意紧盯自然规律而行走，遵循本心，遵循本性，顺乎自然是为“德”。“道”与“德”联在一起就是一切从本源开始，认识掌握事物发展之规律，按规律办事。道是在承载一切，德是在昭示道的一切。大道无言无形，只能用意识去感知，德则是道的体现。道德在行为方式上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在表现形式上则是一种社会精神。道德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以自然为天，听天命，一切顺乎自然，按规律办事。第二是以社会为地，地为母，孝治天下。第三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性、以善修身，仁义为道。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自然斗争的血泪史，许多万年后，我们的祖先终于明白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是不可战胜的，其造化也是人永远无法达到的，但自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可以感悟并掌握其规律，充分利用规律，按规律办事，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5000年前炎帝带领族人不再被迫流浪打野果狩猎，开始用草木建舍而居，用种子开展农耕，饲养牲畜，用火食熟食，抵御野兽，尝百草发明中草药抗击疾病。黄帝大炼金属制作兵器和农具，尧帝测历法，人们按时令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乎自然进入了社会的文明。解决了人与自然的问题之后就是人与社会的问题，黄帝开始问道于神灵，尧帝立天下为公，唯贤是用，推行禅让制；大禹治水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天下苍生利益为己任。古有“国君死社稷”、“孝治天下”之说，即国君要与国家社会共存亡，每个人都必须孝顺父母长辈更要敬待社会。俗话说“跪天、跪地、跪父母”，天是自然，地是社会，天下苍生在父母之上。社会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侧面说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必须从每一个个体开始，以人为本。“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刚出生时意识为零，意识为零就是无恶，无恶就是善，所以修身以善为本，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将来要做什么，都要从修身开始，“为事先为人”，这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一切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师表作用，全方位能供人学习和崇拜的人或事物，主要由文人、宗教人士、历代圣贤和时代英雄等来完成。二是感化作用，带有威慑和善导的意思，主要由无处不在的神灵来完成。三是强制作用，这就是社会法律。前二者以理主道柔而为阴，后者以法主道刚而为阳，正是谓阴阳合一，刚柔相济。2500年前当释迦牟尼静坐在恒河边上苦思冥想着漫天神灵的时候，孔子正疲惫不堪地坐着马车奔波游说于中华列国之中。最后释迦牟尼请来了无数的神灵，创建了宗教，用神的力量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起西方世界的社会道德文明。孔子则凭着满腹经纶和三寸不烂之舌，身体力行，感动了各列国君侯，建立起了以儒家思想行为为师表的中华社会道德体系。孔子的伟大并非完全存在于他的儒家礼教学说，更重要的是因他的聪明才智和不辞劳苦开创了中华社会法理双轨合一的道德文明，从此天下书生有了一个天生使命就是为人师表。社会真正进入了文治武功，也就有了“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天是自然；地是社会；君是有贤德的掌握社会机器的机构、团体或个人；亲是父母长辈；师就是创导守护道德文明的人或事物。读书人得到了社会的尊敬。古代社会读书是一种职业，社会按阶层行业而结构，360行读书只是其中之一。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能由社会供养，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然“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独居陋室、胸怀天下”，“承道为命，秉理而生”，文人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更是为人师表的道德楷模。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不光是唯才是用，而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的道德师表作用。

　　在中国历代社会中，法律虽始于夏商但一直不能完善，宗教始建较晚且神灵很难走进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想中，文化的师表作用则在社会道德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随时影响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度量衡，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建起了大秦帝国，可他崇尚法家，焚书坑儒、天怒人怨，一代王朝尽管手握天下雄兵，可短短十五载就土崩瓦解。元朝地跨欧亚，创古今最大之疆域，经济繁盛，拥雄兵天下无敌，可不敢用汉臣，废除科举，还来了一个“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天下书生被弃于乡野，师表无谈，为生活糊口混迹于民间艺团，文艺创作一时甚丰，然《窦娥冤》怨气冲天，《赵氏孤儿》苦大仇深，《西厢记》男女缠绵，“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落寞凄凉。民间手抄本《金瓶梅》（成书于明代）淫荡不堪。从南宋被灭算起，88年则寿终正寝。宋朝是一个文化鼎盛时代，道德体系到了极致的地步，不仅出了包青天，还有个驸马爷陈世美因弃糟糠之妻而毙命，更有300余年不分家而丁口近万的九江义门陈氏等天下奇观。可惜天下举文，皇帝都在宫内办起了画院来，忽视了军队的发展，惨被北方胡骑所灭。

　　再次，无处不在的存在形式——寓理于物。中华文化建立于哲学基础之上，往往深不可测，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企及。何况中国历代社会能够读书的人本来就很少，知书达理就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能知书识道的人则少之甚少。怎样把思想文化传播出去而让所有的人知晓呢？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慧，把深奥的“道”的思想与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事物相掛钩，用一种简单易懂的解释方式通过“理”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道理”。把“道理”和每一事物合二为一就是“寓理于物”。因此天下百姓都知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懂得“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说每做一件事或说一句话都得首先想一想合不合理，合理就行。那“理”在哪里呢？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事物中。比如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而不用手和刀叉，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要尊重人性。筷子一头方一头圆，表示一切在方圆之间。方和圆都是极端，极端意味着终结，方圆之间那就是“道”，道则永生，此为中庸之道。两只筷子称“一双”，就是阴阳合一。一只由大拇指、食指和无名指控制的一般是不动的、定形的，另一只由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控制的是可以运动的、不定形的。两只筷子在运动中必须协调好，一只动一只不动怎么用都方便，如果两只都动或两只都不动则怎么也挟不到东西。这就是阴阳论。老祖宗让我们一日三餐都手握一个阴阳论，就是要让我们记住这就是生活的法宝。再如中国的汉字，每一个字的存在都包含着许多的道理。一个“人”字，由一撇一捺组成，撇长捺短，撇左向右，捺右向左，互相依靠。这说明世间的人有高有矮，有强有弱，有男有女，有富有贫，各处境不同，但不管怎样都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互相支撑和依靠。如果只管自己不管他人，那撇捺分开就不是“人”了。引申来说人的一生天定有两份责任，一份大，一份小，小的是自己生活责任，大的是社会生活责任。再如“钱”字，左边为“金”是财富，右边是两个“戈”也就是两把兵器，两把兵器在一起就是打仗。这说明一个社会的财富是所有人公共拥有的，是随时可能刀兵相见而瓜分的。当更多的财富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时，不是让你据为己有，更不是让你去炫耀和仗势欺人的，只是因为你的能力强或机遇好，希望你用这些财富更好地造福社会，让许多人得到利益，否则就有血光了。每一次社会动荡和变革都是从重新瓜分财富开始的。再如历法中，一年365天，分24节气，12个月，每天12个时辰，这每个节、每一天、每一个时辰都有一套完整的道理。清明节既是气温变暖，降雨增多，开始春耕的时令节，又是扫墓祭祖的民俗节，记住“百善孝为先”，懂得来自何方，去向哪里，知道社会的经和纬；经是爷父子孙，纬是兄弟姐妹；黄道吉日，百事宜，让人知道所有的事都要天地人和。其实大到自然社会、山川河流，小到生活中的一衣一物、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一点一画，无不承载着同样的道德和理念。

　　中华文化就是这样“包罗万象而又空无一物”，“包罗万象”是指建立在一切事物之上，“空无一物”是指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完全处在哲学的体系里。以阴阳论为基础，以道德为主体，以寓理于物的形式而存在。道德既是方法论，又是社会精神的体现，主要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中华文化是一个放眼世界、心系社会、以人为本，一切从根本出发，顺乎自然的大文化，也是世界最强大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