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5月9日，被誉为“世界三大艺术展”之首的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如期而至。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因总策展人奥奎的视野与定调，在“关注当代”的威尼斯传统之外，把写作、“资本论”的诵读，电影人介入策划重点版块......这些都融入威尼斯当代艺术双年展，这使得记者认为，这对于我们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来邀请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者，聊聊跨界、聊聊当代与传统、聊聊民间、聊聊我们全世界的未来。以下是记者对今年中国馆的参展艺术家吴文光先生的专访。采访时正是威尼斯的早晨，我们甚至能通过对话的手机屏幕看到威尼斯的景色，而吴文光一面点着烟，一面侃侃而谈。“我夜里才到威尼斯”，他这样对我们说。

吴文光

　　吴文光，男，1956年生，云南昆明人。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8年春来到北京并拍摄了有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开篇之作的《流浪北京》，更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他带着作品“村民影像计划”参展。

　　记者：首先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作品吗?

　　吴文光：这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作品是《村民影像计划》，2005年开始，有十个村民，分别来自九个省的十个村子，经由他们同意，我们选择了这十位在北京的草场地工作站开始给他们做简单的培训。一个月后，他们回到村子开始自己拍摄短纪录片，以他们村子里的“村民自治”作为拍摄题目，内容包括了村民自治包括村委会的选举、村里的大大小小事物的讨论与解决等等，比如由一个采石场引发的矛盾(呈现这一内容的片名为《采石场》)，还有一位北京居住于顺义的女性拍摄的纪录片《我拍我的村子》，里面也涉及到她眼中的村务，包括土地分配，村民对土地的诉求、愿望、抱怨，用“农村老大妈”的方式阐述她的日常生活。

　　这个计划于2005年初开始，当时给了村民摄像机后，那种紧紧抓住它不想放弃的动作，让我记忆非常深。于是我和他们商量这个事情完了后，愿不愿意再拍?他们都说愿意。这个项目本身是没有赞助的，但是我们会给村民提供录像带，他们拍了后可以再到北京来剪辑，我们提供住吃的，还包括剪辑的设备。在这一反复过程中村民们就学会了电脑、剪辑，在2007年他们剪辑出第一部长篇，这之后，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还有4个人，他们一直很稳定的参与，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到2013年，又有一个曾经做过的人，提出来生活已经稳定了，可以返回来再做，于是现在这个团队扩成到5个人。

　　记者：您的计划都是非专业人士来参与的，在操作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吴文光：在我的概念里，影像属于每个人。我在大学教书的学生，他们很多也不是学纪录片、学影像的，但是他们也可以来加入计划。比如曾参与我的计划的郭睿，她是学历史的，在毕业前就知道了“民间记忆计划”，提出可以参与进来，于是在毕业后就进入了“草场地”，开始了拍摄和剪辑的学习，之后完成了两部记录片，对像这样有基本文化素养和经历过大学学习的年轻人，只要用心去做都可以。但是，当摄像机到了一个本来不属于摄像机的人的手里面(如上文提到的农民)，他们的呈现很粗糙，这双锄头、镰刀、干活时候的粗糙的手，和我们熟悉的精致的、影像的、高端的数码的表达是不同的。

村民影像计划

　　2005年后通过这个计划我发现，农民群体不仅仅是被代表，他们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自己的声音来的更加真切、具体。我在刚开始做的时候，远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话题和延伸。

　　所以这已经不是农民能不能拍纪录片的问题。他们不仅能拍，而且能拍出非常漂亮、非常实在的东西，他们用摄像机来介入到村务、矛盾中，摄像机不再只是记录的工具。举个例子，有一个村民叫贾之坦，  他是湖南的村民，今年64岁，参加村民影像计划时是54岁。贾之坦最早用摄像机在生活中作为一种打开通道的方式。他拍了上文讲的《采石场》的短片，采石场归属权的问题是他拍摄到的，后来他的片子中就呈现出了乒乒乓乓的充满火药味的现场，他的方式和媒体和纪录片作者的方式不同，我们毕竟置身事外，但是他作为村民作者，不能泰然自若的站在河边，他必须跳到水里去扑腾。比如他村子中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把腿摔坏了，家里要给看病花了钱但是并没有治好，希望得到政府的关注，给她一些救助款，但是这个时候，谁能替她说呢?这个问题对于贾之塔来说就变的很简单了，他用摄像机让老奶奶说说话，然后带着这个影像镜头到县民政局给人家放，人家看了后，就给了一些补助，然后帮助了老太太。贾之坦最早用摄像机在生活中作为一种打开通道的方式。

　　记者：您认为这种村民报道方式的意义在哪里?

　　吴文光：评论者在评论这些片子时，把这归类为是一种行动主义的记录方式。一般的媒体报道或者纪录片，对于最终结果，有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袖手旁观的，只能带着遗憾走向下一个命题，我们只能做我们工作分内的事情。可是村民作者让我们看到，摄像机可以产生跨越作者本身的界限，他引发了艺术与社会的结合，包括社会与生活互动的东西。

　　记者：摄像机记录的是今天的现实，也是明天的历史，那么您如何看待历史与创作的关系?

　　吴文光：说到历史，在“村民影像”进行到2010年，开始了一个叫“民间记忆”的计划，这是被“村民影像”计划催生出来的，以拍摄村子的历史，记录一部分口述史。这里面参与的人大部分是80后在校的学生，包括年轻的纪录片作者。村民影像给我们带来的启事是在拍摄时，因为是平行的身份关系，老人会很自然的就讲起村子中发生的历史。我认为，这是“民间记忆计划”主要进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