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舒建新受中组部和文化部派遣，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挂职，从此，云南就成了舒建新的第二个故乡。舒建新说：“云南太美，像一个梦，这片美丽而神秘的土地，让我发现云南才是我的生活之源、创作之源。”在这里云南所特有的异域文化早已经浸染了他，在土壤中、风雨中生长出来。

　　舒建新用了八年的时间走遍了云南十六个州县，从梅里雪山到奔腾的怒江;从哈尼梯田到西双版纳;洱海之滨到景迈茶山;从雪域高原到热带雨林，拜访过二十六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行程近两万多公里。每逢遇到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佤族的木鼓节，舒建新都拿上速写本赶着去画下来，对他来说，这是捕捉风俗民情的好机会。对舒建新来讲，正是在云南工作、生活的八年，奠定了他的艺术根基，也是他继续创作丹青云南系列“茶马古道”的艺术源泉。

　　如何深入生活，艺术家怎样探索山水的当代性和创新性，这是舒建新在云南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现今的创作必须要突破传统中国画地域性特征和程式化表现，把当代人物风情融汇到山水中去，才能真正做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如果说艺术是“大美至简”，而在舒建新这里，他却说“我在艺术上做了一个‘加法’，走的很繁的一条。”

　　11月11日，“丝路丹青·茶马古韵”舒建新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三个展厅布满了百余幅源自茶马古道上自然山水的壮美景色以及少数民族风情的画卷。这是他2012年重回云南，用了近三年时间从普洱这个“茶马古道”的源头开始寻觅茶源古道沧桑的历史变迁，民族宗教的文化渊源，以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深入茶马古道所作出的汇报展示，让这个昔日的“南丝绸之路”通过他的画笔以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完美呈现出来。

　　2007年，舒建新第一次走进云南，任楚雄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在送行时特地与他谈话，希望他在以“丹青云南”为主题，创作一批艺术作品，在助力一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填补专绘云南山水的空白。来到楚雄后，看到这大片的锦绣河山，质朴民情，舒建新创作灵感很快就被激发出来，提笔开始创作。2010年，舒建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丹青云南”作品展，一幅幅苍茫壮丽的云南山水，一幅幅乐观健美的少数民族画像，让大家为之一振，但是舒建新自己还没有满足。

　　“我觉得还没有画完”，这是舒建新在“丹青云南”创作结束后，回到北京时所说的。在他看来，三年的时间能把云南的26个民族，16个州市都画出来太难了，三年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三年把云南画好，不可能的。12年再次去的目的就是再一次深入地去探讨云南山水与民族。”这是三年后舒建新再去云南所下的决心。

　　为何以“茶马古道”为命题?舒建新告诉我们：“云南的茶马古道古时候就是一条国际商贸通道，一道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最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长廊。而茶马古道的源头就是普洱，这也是最能展现云南自然与人文核心的地方。”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充斥着浓郁的“云南味道”，这些作品涵盖了云南多彩的风光和深邃的人文底蕴以及少数民族百姓的纯朴和真挚。

　　在云南你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可以听到那些最原生态的山歌， 能感动到你流泪，男女老少会带着灿烂的笑容，为你捧上醉人的苞谷酒，拉你走进冬暖夏凉的土掌房，围坐在篝火，少数民族的多情舞姿让你心潮澎湃，还有滑行在怒江索道上的心惊胆战，大山峭壁下运货马帮，留守儿童和老人孤单的面庞……”舒建新为这些少数民族的的乐观豁达而高歌，也为百姓生活的贫困艰辛伤感落泪，这些都的深深浸染着这个多情的北方汉子。

　　有人说，舒建新在云南流了一生中最多的眼泪。在工作场合之外，老百姓都喊他“舒服”、“舒哥”，每次离开，老乡们都会唱着民歌与他惜别，舒建新已经在云南扎下了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情。因为艺术是不能离开情感，不能离开生活的。“你真正在这里，看到、摸到，试过，才可以体会生命价值所在。”舒建新的画就是他的眼睛。

　　在舒建新看来，在艺术上他做的是一个“加法”。“我在艺术上做了一个加法，走的很繁的一条。中国画讲简洁，我走了很繁的路。山水画画的再密对自然来说已经是简约。在云南山全是被各种植被覆盖着，没有山脊，没有露出山的石头。回过头来我走了一个加法，通过我的画解决传统的笔墨关系与现代山水的关系，在笔墨书法运笔的积淀中初步探悟到了符合创作需要的笔墨表现方法，深切体会到，笔墨的表现形式不能完全照搬传统。古人没有走过这条路我探索出来一条路，成熟不成熟不讲，起码我走过了，探索出来了。”相比上次的初探，此次的云南之行让舒建新收获了更多。

　　舒建新常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1994年，舒建新从扬州画院调往了北京，在中国画研究院任职。此时的舒建新几乎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的，因为那是中国画的神圣殿堂，在里面走一圈，就能和李可染、黄胄、关山月、何海霞、黎雄才、启功等大师碰上面儿，这简直是从事艺术的人心中的梦想。后来舒建新当上了院长助理，，有机会向前辈们学习和全国的同行交流，开阔了眼界。在恩师亚明和赖少其先生的指点下，舒建新将擅长的人物画与山水相结合。

　　亚明先生在88年组织了一个江苏省中青年画家山水画写生团，一共有18个人参加，只有舒建新自己是搞人物画创作的，其余都是山水画家，当时很不情愿参加这次写生。“当时我对山水不太有兴趣，因为那个年代人物画很受重视，在美院也是最高的。”舒建新说。亚明先生知道后就对舒建新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画的文化主流是山水，不去学习就走不下去，学术上你就走不到底。”后来舒建新还是加入了，先生带着大家走西北、西南到东北，白天画写生，晚上给大家讲美术史，讲古代传统技法，让他获益良多。

　　“你现在扎到山水里边去，最后一定要走一条山水和人物相结合的路，也不要放弃你的人物，正本清源，同时研究你山水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亚明先生给他的嘱托。“赖老后来也给我说，画到一定程度，你再用对山水的笔墨语言去画画人物看看。”两个老师的讲话，舒建新始终没忘，一直在探索这条绘画的新路子。

　　在舒建新的画中，画面人物显然不是一般的“点景”，更不是寥寥数笔，动人的情节和人物的组合丰富了环境的整体的地域特色和生动性。人物、山水互为映衬，形成和谐的对比关系，同样融合在整体之中。舒建新说，“任何创新不从生活当中来就没法创新”，所以他不断的实地写生，将山水和人物的融合，并放入云南所独有的人文画卷中。这一次，他终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当代画家画少数民族题材，很容易陷入程式化的窠臼，用“写意精神”来统摄“速写”。舒建新的一个特别之处，是采用相近的笔法或染法画人物和风景。“我发现之前山水和人物之前是脱节的，第一没有生活;第二人物的用笔和山水用笔不吻合，很难吻合，我到云南去把山水用笔跟人物里边，把人物当山水画，也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出来，这就从生活当中来了。”这样不仅使画中人物从“点景”的从属性中脱离出来，更使通幅作品获得了某种现代形式感。由此，从艺术语言上使得山水和人物得到映衬，使它们透视出同一种性情，那就是与自然生活同在。

　在云南的八年时间里，舒建新画满了几十本厚厚的速写和数以百计的写生水墨作品，并完成了大小创作百余件。与当下很多画家拿相机拍照抓素材相比，舒建新就显的另类多了，他从来不拿相机拍照，单拿着笔和本子实地画速写，他认为速写是心境和实景真诚交流的记录。翻开他的速写，看到的人和物都是实在的，没有故意的美化和丑陋，是“如此本来”的站在那里，自然、随性而亲切。

　　除去在生活中“师造化”外，舒建新一直坚持的还有“师传统”。“如果说我有什么还算是不错的就是书法，很多现在画家忽视书法。赵孟頫就谈到书画同源，我认为中国的造型艺术一切的延伸和发展就在于书法。”舒建新每天坚持写字，把书法用到山水、人物画里边，在他看来，想画好画，没有扎实的书法，底子是立不住的。

　　人物画最重要的是造型，一笔下去要经得起推敲，笔墨落到实处才不会是一个虚词。“在有形的地方才能去谈笔墨，而你没有书法谈什么笔墨?”所以舒建新在云南一直到后期基本上都是在写字。自己临帖，有隶书、楷书，从碑帖里面潜心挖掘。“王铎的书法变化非常丰富;何绍基的也是一样，特别适合于绘画。陆俨少的画，前面大石头那么一笔，造型准确、立得住。你看黄宾虹的山水每一笔都像是写毛笔字似的，耐看。现在都在学黄宾虹，但是怎么能跳出来?从生活里边跳。”他不是为了当书法家，书法是作为基础为自己所用。向书法学习，以书入画，纯熟的书法用笔将整个画面的点、线、面、皴、墨的结合达到了淋漓尽致。

　　不难看出，舒建新一直在进行中国画当代语言的探索，用毛笔“写”画。他把中国的传统书法精神融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中，在作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机敏、果断和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了特有的美学风格。不只有异域风情的温润性格，重彩的渲染也是他的对待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是另一种生命状态。

　　回想当时在中国画研究院，舒建新每年都因众多的社会活动而耗费大量精力，这样的“喧嚣”让舒建新倍感不安。“我心里发虚了，不知道究竟要画什么?自己的艺术源头在哪里?”亚明先生在去世前曾对他说，“一辈子能把画画好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很多人画一辈子没画好”，一辈子都没有画好你还有多少精力忙别的呢?张仃先生说了一句“不要老想着去剪彩”。这两句很中肯的话，让舒建新猛然沉静下来，去思考作为一个画家应该去做的事情。2007年，中组部选拔京城干部西部挂职，舒建新得知后主动请缨，前往云南，深入山水田园间。也就是这样的机遇和缘分，才开启了舒建新与七彩云南的相融共生的艺术之旅。

　　八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不算长，但对一个画家的艺术道路来说却不算短。这八年，现代大都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但同时物欲和浊流也无孔不入。舒建新却抓住挂职云南的机会，远离喧嚣，经历着向更高艺术领域进军的历练，在云南这片神奇而富有生命力的热土放声高歌。

　　刘勃舒先生曾说“舒建新是一个不会走捷径的人”，这是最直白也是意味深长的评价。也许艺术本无捷径可走，也无尽头可言。舒建新说：“在温室里永远创作不出好东西。现在的书画界充斥着浮躁和功利，一个画家如果能给后人留下可以传承的作品，就是他的使命，也是对国家应尽的贡献。”他用“背对画坛，面向自然”的态度潜心创作，读懂属于这个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