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赐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油画家和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他在近现代中国油画史上的地位及其文化价值，随着越来越强调“中国精神”的当今而愈显其艺术的光亮。苏先生的艺术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并将对后世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我们对以下命题的思考。

　　首先，作为西方传入的画种，何以属于中国传统艺术?其原本语言的纯粹与变异何以融入中国人的审美?其次，以中国诗学为文化特质的意象审美及其浪漫而沉静的人文精神与意境表达如何融入艺术家个体个性化情感的表现?再次，存在于原始及古代造物(包括雕塑、陶艺、工艺美术)及书法绘画中的中国造型智慧如何对话于外来画种而充分展示异质同构的文化气象?最后，当一个艺术家同时实践于肖像、风景、静物、主题性创作时，如何体现其价值观和风格特质?当我们回顾与反思苏天赐先生的艺术及艺术历程，对上述问题会得出很多见解。我无意一一剖析，仅从苏先生的艺术历程中择取几点来谈谈对他的认识。

苏天赐作品
 

　　一 西方的缤纷 东方的空灵
 

　　苏天赐一九二二年生于广东省阳江县。一九二八年就读私塾时伏案临摹插图，由此开始习画。一九四三年考入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科，两年后进入林风眠画室。一九四六年毕业并执教于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一九四八年受聘为杭州国立艺专助教，协助林风眠的画室工作。一九四九年苏天赐创作《黑衣女像》，标志着他个人艺术创作的成熟。新中国成立后，苏天赐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艺术系?华东艺专(后改为南京艺术学院)。“文革”时期，苏天赐的艺术创作被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毒草屡遭批判，《黑衣女像》被红卫兵抄没，一九七九年才失而复得。这幅油画于一九九七年公开展出于“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被公认为中国油画史上的经典杰作之一。苏天赐一直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数十年里，他始终抱定自己明确的艺术理想和信念。改革开放后，苏天赐进入了他个人艺术史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他带领学生赴云南、四川、敦煌、吐鲁番、黄山、杭州等地写生，《富春早春》《瓯江新绿》《诗的沉醉》……一系列风景画作品将他的创作推到了艺术创作的高妙境界。一九八七年苏天赐受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派遣，赴巴黎考察艺术，并于巴黎国际艺术城举行个人画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天赐的画风趋于简约明净，意境空灵。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苏天赐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苏天赐先生所绘的风景系列，富有一种清新诗性的艺术意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与自然的对话，与中国诗性文化、中国书法和写意精神的对话。从他的作品中亦能觅得巴比松那田园诗般的脉脉温情、印象主义的光色颤动、缤纷和表现主义的主观情感。西方以柯罗为代表的巴比松画派，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主义，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每一个艺术历程在苏先生的风景画里都有体现。他的作品，亦古亦新，在古典与现代中找到创新点，既具有文化传统，又不乏现实生活的根基?他的作品横跨东西，由东方情韵出发吸收西方形式创造的成果。这其中涵盖几个艺术传统：第一是文艺复兴早期和中期的艺术传统。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偏于平面化，偏于无表情化，中期的画则偏重于对人物个性的刻画，偏重于对人性的表现。第二是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包括莫奈、德拉克洛瓦、德加、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创作元素，这些元素在苏先生的作品中都有体现。第三，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壁画、尤其是敦煌壁画中那些佛像造型元素，他的作品中，一个圆形球体的脸部有着传统佛教雕像上的阴刻线条。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力倡“中西合璧”的第一代杰出的艺术家代表有徐悲鸿、林风眠等。在第二代中，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苏天赐是杰出代表。苏天赐不像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那样长期留学海外。赵无极、朱德群他们在西方那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在西方获得成功。吴冠中是到西方取经，吸取西方文化艺术中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这样一个动荡的现代艺术史中，探索他的“中西合璧”，并实现这种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而苏天赐是怀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在中国本土把西方的艺术吸收到中国来，融会成自己的创作语言。他一开始就是以林风眠的“中西合璧”为起点，真正地把油画民族化，把民族艺术融会到西方油画传统中。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取向非常明确，同时他在教学中亦继承了林风眠的教育思想，重视人格理想，开辟了一条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方面的新路。

苏天赐作品
 

　　二 艺术的另一种声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当苏天赐先生清新而富有诗情的油画出现于画坛时，一种迥异于“文革”红、光、亮，而富于意味、富于形式内涵的艺术气息吹进了美术界。不久，吴冠中先生“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问题引起了美术界的争议，再不久油画民族化问题的讨论，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涌入，艺术市场的繁荣……近年来，艺术界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中国精神”“中国气象”，以及“传统精神的当代转换”等问题，苏先生的艺术由此备受关注。

　　即使在“文革”期间“形式为内容服务、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导向下，苏先生的作品也倾注了他在内容之外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与表现。在表现中通过写意性达到精神、情感的自由抒发。粉碎“四人帮”后，苏先生的绘画则充满一种诗意弥漫、文情荡漾、境界高渺、韵味尤长的中国气象。这是乐观与壮阔的文化生命意象。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艺术空前繁荣但也不失浮躁，苏先生则隐居郊外，在杨柳、飞燕与烂漫山花间，他找到与八大山人、徐文长、柯罗、莫奈的对话，作品更趋简洁和意象，甚至抽象。他流露出的是谨严、慎重而又自然舒朗的形式表现，更为接近纯粹精神、纯粹形式。他获得了艺术形式与艺术灵魂的对应，从眼中诗境到心灵意象，再到精神与形式的同化，苏老超乎想象、超越自我，达到化境，以锤炼绘画语言而实现人生境界。

　　熊秉明先生曾言，在苏先生的画中听到“政治锣鼓之外、市场喧嚣之外的生命与艺术的另一种声音”。他感慨苏先生在历史动荡中的顺逆、凶吉与得失，赞美其明净、清新、恬静与空阔。在苏先生创作于一九五三年的肖像画《女社员》中，那脸的土红和天的靛蓝搅动了在外半个多世纪的游子的心。熊先生的透视已越过艺术的形式和表现而直接感应到了苏先生那最赤诚单纯的艺术心灵。这也正是苏先生的艺术之所以让人可感、可亲、可敬之根本。它区别于脱离心源，无视造化的形式探索。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更为深层的因素，那就是一九四九年，熊秉明等一批留学生在讨论回国还是留在西方的问题时，所憧憬、所想象的“未来的艺术必定是民族风格的，负载着历史，又是展望着的、壮阔的……《女社员》仿佛当年所模糊向往的艺术就是这一类型、写实的、深沉的，有深根，又充满未来。无虚谎、不造作、无教条”。这正合了熊先生这一代人的艺术理想!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林风眠》《黑衣少女》到五十年代《女社员》、六十年代《童年》、七十年代的《苏北老农》、八十年代的《文工团员》等等，每个年代的肖像都印上时代审美的记痕，反映了生活基础与意识形态及艺术路线的关系。准确地说，看到苏先生画的肖像，就能读出时代。他的《黑衣少女》是从敦煌壁画中走出，温润、简括的几何形构成印证了西方现代主义流入中国不久便神遇东方古代造物的智慧。那手的造型非佛、非供养人，诗性的浪漫成就了形的象征意义。他为诗人臧云远所作的肖像，对形神的刻画达到了微妙的极致。表现浪漫往往缺少深沉，表现飘逸常常缺失厚重，刻画细微而乏主观表现。而苏先生的这幅《诗的沉醉—臧云远像》恰恰将一切矛盾、一切冲突有机地融入了富有意境，也极具表现力的氛围中!

　　苏天赐先生的艺术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至今，西方文化艺术与中国文化艺术在交融、碰撞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晶，他是一本打开但还未读完的书。作为一代艺术大师，苏天赐先生的艺术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他的抗拒外部干扰而直取心灵的艺术真性，他的化东西方、古今于一体而成心象的艺术悟性，他的融个人情感于东方情韵、人类情怀的艺术灵性，对当今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