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及中国美院团队 城市生命馆总体规划设计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借用先贤们的世界眼光，东方显然指的是世界版图中的大陆缘的东侧，指的是全球文明格局中的中国及中国文化圈。中国文化圈源远流长，有着浑厚而明晰的文明特性。器物，正是东方文明自我认同的最为显见的方式。

　　人的生活，衣、食、用、居、行。以中国江南为例，此一带雨量充沛、水网纵横、气候温润、四季分明，长期的精耕细作，土地物种丰沛，桑荞广布，形成麻丝为衣、茶米为食、竹陶为用、林泉为居、舟船为行的生活特征。这种特征蕴育着器物的制造与工艺的巨大谱系，并随着聚落的不同、群体的不同、地方的不同，而呈现各自的征候。但总体上的器物谱系的生产都经历着“物用—分工—集市—竞争—整合”的阶段。物用即衣、食、用、居、行的要求;分工即不同需求的分类和专门化生产，这是器物生产的职业化、精细化的关键;集市即是一地一物一技生产的市场交易方式;专门生产、市场交易必然带来竞争，竞争促使器物生产在整合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融合，进而扩大其市场影响和社会影响，成为一地一域民生民情、群体凝聚的形象。器物在这种一轮又一轮的用、工、市、争、合的过程中，不断地成熟为群体共享物，被树为地域筑造、地缘文化的标志。

吴海燕 东方丝国
 

　　亲缘，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群组织的最基本模式。千秋百代——当我们讲这个词的时候，已然使用了亲缘血脉的观念作为历史叙述的尺度——中国人总以不同方式的亲缘关系，那些真正的血缘或被定义的血缘关系，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直至今日，中国人同姓是一家，朋友即兄弟，社会长幼以伯叔子侄相称，四海之内俱谓同胞。亲缘的观念在儒家伦理与观念体系的浸润之下，成为中国社会体系的主要伦理基础。由亲缘而重孝，由重孝而慎终追远，由此而带来的敦亲睦族的责任，注重自然风仪的特点等等，都结构性地内化到生活网络和社会肌体中去。从宋明家具的规仪到青瓷陶件的鼎食盘餐，从成人、婚嫁、丧礼等宗庙祭祀的服礼到茶道生活的纷繁细节，中国器物制造和工艺无不应答着亲缘模式——这种最自然、最原始的社会人群单位的需求。那种在西方城邦国家中公民与公民民间团体滋生的个性化需求，完全被血缘结合的亲缘团体的地缘化需求所覆盖，致使中国器物工艺既不会产生国家式的一统标准，也不会出现个性纷呈的“百花”局面，而是以回应亲缘组织的内蕴方式，呈现出和静内美、代表敦亲睦族意志的圆融特征。

　　中国漫长农业社会的村落，星罗棋布，一个地域性群体，往往以某种亲缘关系呈现出来，也正是这种亲缘社会主宰着器物的用、工、市、争、合的过程。地方资源的集散，价值判断的威权，都变成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家族群体凝聚的公权力，控制着器物的生产，进而让器物的生产服从于某种家族礼仪、等级的规制。这一方面有效地集中一地资源，建立评定、融聚、承袭的机制，提升器物的生产品质。另一方面又将亲缘社会的文化内涵尤其将儒家的道德思想内化到器物生产之中，规范着器物工艺的价值导向。在中国，“造”字即为“告之”，将某种意图显现出来，告之于人，就是“造”。造物需要技艺。“艺，种也。”艺就是种植，就是培养。这些都说明器物的制造与工艺所承担的植育与培养的职能，所承担的群体认同的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器物在其生产和延续过程中，是集体地创造了这一群体的文化。而这一群体的文化因其亲缘群体的内质而始终凝聚着某种内蕴，妙性知化，力致广大，不断地朝向更高一层的精微与宏阔。同时，其培植与照料的意念，在操持器物生产的过程中，能够克服亲缘系统带来的排他性，融合多方的特色而运方使巧，时中达变，极尽精微。中国器物生产和工艺的这种亲缘特色，这种内聚而不排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正是我们今天研究设计东方的重要内涵。

宋建明、俞坚及团队 七彩云树
 

　　地少人多，是中国精耕农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密度高，农民要以集约式的耕种在同一面积的农田上施力，去获得更多的收成。这种集约农作需要大量的劳力，但大地的四季带来季节性劳力不匀和过剩，于是就在农闲之季，开始了非农业性生产活动，生产自用和可出售的货品。这也就是说精耕农业催生了农舍手工业。这种农舍手工业包括修缮、制造、负贩等工作。修缮包括修葺房屋沟渠家具，制造包括编席结索、竹木器用，负贩的范围可及道路上的大小市集。精耕农业的背后是亲缘宗族的社会模式，而农舍手工业也同样受控于亲缘的社会模式，其生产与工艺无不承担地方群体的培植与养护功能。大农庄的生产不仅有酒醴、浆醋、药物、腌渍食物，更有丝帛织物、瓷什陶件、家具箱柜。凡此各类，既可自家消费，也可供应市场。中国最早的市场交易便从这里开始。地区性的商业化逐级提升，最后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专业的烧窑生产，有专门的水路与旱路的输运之道，一帛之微也往往输运千里。农舍经济的触须随之扩展，市场交易网原可以将农业的村落编结在一个巨大的经济网络之中。

　　但中国历史上的兵燹频仍、伏莽遍野，致使商旅裹足，都市遥遥。凡此种种，都只能催生着区域性的经济自足，中国被分割为众多经济独立、文化独立的区块，凡事不假外求，农舍手工业虽不断提升为作坊生产，却始终与地域自然特性紧紧相连。精耕农业的精细之观，对农时节候的重视，对自然神祗的尊崇，亲缘宗族的群体威权，都很自然地渗入逐渐专业化的作坊手工业，作为材料、技艺上的自然色彩反哺器物文化的地域品质。地域性的水土风华，被锤炼成本土器物的生生之貌。区域嘉生的自然料材，通过世代跬积，转化成一地一域的器物品质。通过这些农舍生产、作坊生产的脐带，东方器物总带着极强的亲缘观念和自然风神，并渐渐形成某些贯通社会上下层的通道，将两者编织在自我的生产与品赏之中，累积而成东方器物的亲缘与自然相织造的浓厚特色。

　　行文至此，让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揣想一下1929年葛岭山脚、里湖之畔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中国的自然生物与人工造物在自家门口的“世界格局”中亮相。负责这一令人亢奋又令人心揪的展示的正是新生的国立艺术院的图案系以刘既漂先生为首的诸位教授，作为留法新归的莘莘学子，他们深知“世界的中国”所处的位置，但是他们立志要通过这样的平台，让世界的先进设计与制造唤醒这个古老的东方，而唤醒的方法正是重视东方造物的品质特色。他们设计的标志，设计的新式牌坊大门，设计的诸多场馆，既是世博历史的见证，又是最早的东方设计家们兼融中西设计思想的写照。这种思想潜留在艺专和后来的美院的学脉中，代代传承，虽历各种体制变迁、时事震撼，却从未沦没，随着时代的步代，迅速发展壮大，并于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参加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的众多设计项目，将80年的东方设计的理想，塑成新世纪的生动形象。

　　今年适逢中国美术学院建校88周年，中国美院重温殷殷传承的匠心文脉，梳理道生悟成的漫漫来路，举办“国美设计之路”大展，更高地树起东方设计学建构的正正之旗。本文也许是关于东方器物生产的一份匆忙的梳理，但肯定是向着国美设计的漫漫长路和历代先师的真诚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