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网报道】行者无疆——杜滋龄中国画作品展”全国巡展首站于2016年7月5日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览通过“兴趣为师：杜滋龄的早期绘画”、“传承出新：杜滋龄的80年代”及“步履南北：杜滋龄的90年代”等七个板块，以文献和作品相结合的方式，较全面地展示出杜滋龄的艺术历程。作为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水墨人物画家，杜滋龄的艺术创作以写生为重要源泉。他曾说：“我不喜欢在画室里苦苦地练习和想象，更不喜欢在思想认识混乱时而胡编乱造，当我迷茫时，我就走入大自然中去，深入到生活中去。”

　　杜滋龄自幼喜爱美术，在家时就为父亲理纸、磨墨、拉纸。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是自学，但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也离不开五位老师的引导。上小学时，杜滋龄参加了课外兴趣班中的美术组，正是当时的指导老师孙庆和最早把他领进了艺术之门。孙老师教杜滋龄画石膏像与景物写生，讲授物体的结构和透视关系，还把进口素描纸和日本水彩画箱给他使用。那时，杜滋龄在小学作文《你长大做什么》中便立下了志愿：“我要当一名画家，我要画很多好看的画给人家看。”这也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埋下了种子。

　　1957年杜滋龄辍学在家之时，得到老一辈版画家马达的帮助，这也是他学艺之路上遇到的第二位恩师。马达主动给杜滋龄写信，邀请他到家里，还手绘了路线图，而马达的鼓励也为杜滋龄坚定地走上美术创作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马达的介绍下，杜滋龄在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现天津美协)画室里练习素描，并协助做一些杂务工作，还自学了版画创作。

杜滋龄在藏区康巴写生
 

　　第二年，杜滋龄考入了天津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学员班，从事水印木刻及编辑工作，有了接触大量近现代画家原作的机会，由此他开始用水墨练习人物写生。当时出版社的社长是郭钧，他也是杜滋龄终身难忘的恩师。郭钧要求杜滋龄每年都去深入生活，为他安排创作任务。1960年在郭钧的介绍下，杜滋龄拜叶浅予为师，叶浅予也成为他艺术道路上指导最多的老师。此后，杜滋龄经常带着写生作品到北京给叶浅予看，叶浅予则提出批评意见。叶浅予常说：“要用七分的观察，三分作画”，这句话也给杜滋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杜滋龄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在导师李震坚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画意笔水墨人物画，其创作受到新浙派水墨写意人物画的影响。次年，杜滋龄随李震坚赴云南瑞丽傣族地区上水墨写生教学课，并创作了《傣族老人》《荔枝红》等作品。

　　写生是杜滋龄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他不仅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涉足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策展人盛葳曾说杜滋龄是一位虔诚的艺术行者，所谓“行者无疆”：其一是行遍万水千山，在时间流逝中永远不能完全重复的此时此刻，体验、感情皆无限制;其二是行笔尺纸之上，需要穷极一生去追求和探求的无尽天地，笔墨、思想亦无疆界。

杜滋龄在藏区写生
 

　　小学老师孙庆和最早让杜滋龄知道了什么是写生，也教会了他如何对着实景与人物画速写。早在初中时，杜滋龄就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到郊区和农村写生。当时受新国画运动的影响，“艺术介入现实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写生活动的强调和推广，这时的写生并不强调艺术家的个性，而是强调对于对象的特定表达”，但无论如何，杜滋龄都迈出了这一步。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到河南、河北、陕北等地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而他创作的一些连环画和早期中国画作品都得益于此。

　　但是，“写生作为杜滋龄艺术思想的自觉，却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的边疆写生曾形成三次高潮，张大千、黄胄、陈丹青等艺术家都先后前去写生，其中80年代的此类作品大多直接表现原始的生命力。而杜滋龄对边疆题材的兴趣也发生在此时，其中1980年的云南写生与1983年的青海藏区泽库写生使他增加了特殊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反过来促使他对艺术本体和艺术语言进行新的思考和创造”。此后，杜滋龄多次前往西藏和新疆地区写生，而西藏题材与新疆题材也成为其主要的绘画领域。

杜滋龄 《版纳晨曦》 2009年 166cm×125cm
 

　　策展人盛葳认为，与当时其他油画家和版画家不同的是，杜滋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边疆题材作品不仅有社会现实的动因，更有艺术史自身发展的内力，这是他为什么对黄胄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在通过语言的调整来推动中国画本体发展方面，黄胄走得极远，这也是杜滋龄绘画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诉求。在他创作于90年代的《青藏汉子》《帕米尔风雪》与《塔吉克姑娘》等作品中，明显可以看出与杜滋龄1983年第一次赴藏区写生创作的变化。

　　杜滋龄是艺术上的“多面手”，在速写、连环画、中国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中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水墨人物画。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杜滋龄最喜欢的也是以墨为主的作品。他曾说：“大美无言，黑白的冲击力度，在于壮美、朴实的画风。”

　　从1958年考入天津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学员班起，杜滋龄便在陈林祥老师的指导下用水墨练习人物写生。他画水墨人物是从临摹蒋兆和的《流民图》开始的。1959年，杜滋龄在旧书摊上购得一套蒋兆和《流民图》作品集，其中含有20余张16开的珂罗版照片，这些作品对杜滋龄的中国画启蒙和创作影响非常大。此外，哈定《怎样画人像》、方增先《怎么画水墨人物画》和叶浅予《怎样画速写》也对杜滋龄的创作发挥了作用。

杜滋龄 《母与子》 2011年 123cm×124cm
 

　　杜滋龄的水墨人物画以描绘现实生活为主，古代题材次之，另外也有少量的域外题材。在这些创作中，杜滋龄最钟爱的是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尤以藏区和新疆人物居多，其中有刻画深入的单人肖像，也有特定环境中的群像，作品表现出平凡生活中的真善美。数十年来，杜滋龄先后到藏族、蒙古族、回族、傣族、朝鲜族、苗族、布依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中去深入生活。他说：“我喜欢去民族地区、祖国西部。那里虽然生活艰苦，但人民朴实，而且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面对恶劣自然条件表现出来的乐观、豁达常常使我感动，并使我产生一次次创作的冲动。”

　　而这些少数民族风情画也呈现出杜滋龄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发展变化。例如，在80年代首次藏区写生中，杜滋龄创作了《藏族老妈妈》《藏族老人》《搓羊毛的姑娘》以及《剪羊毛》等一批作品，较早地反映出他对艺术本体与艺术语言的新思考。到90年代的《藏女》《风雪情》与《帕米尔老人》等藏区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与杜滋龄第一次赴藏写生创作的变化。这批作品中的厚重感有所增加，这部分得益于他的北派语言，有时甚至在写意中层叠积墨，以增强对象的力量感。2001年杜滋龄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与创作，此时的作品在整体面貌与品味意蕴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例如，创作于新世纪的《帕米尔风情》《雪域藏女》《母与子》《晨曲》以及《冰山脚下》等作品，皆从题材和笔墨的控制力上升到更高的美学追求中。

杜滋龄 《雪域藏女》 2011年 123cm×92cm
 

　　评论家薛永年在《生命之境 笔墨之歌——杜滋龄的水墨人物画》中曾提出杜滋龄人物画的两个特点：一是既传神，又造境。他的作品以写实观念突出面部神态刻画，尤其重视眼神，还富于表情的身姿和手势，彰显了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内心世界，从而提升了“传神”的品质。而将传神与造境相结合的手法，非常适合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如《帕米尔雪韵》《高原雪韵》等作品既以传神之笔画出了藏民质朴坚毅的性格，又以造境之美使对象处于风雪弥漫、阳光普照的环境中，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二是在笔墨与造型关系中，融合南北优长，借鉴山水花鸟画笔墨，尤其是把黄宾虹山水画的积墨法引进人物画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因此，杜滋龄的作品既有北派的精微严谨，重视造型，又有南派的提炼概括，注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