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网讯：2015年6月15日到7月18日，西安美术馆里集结了十多位青年驻地艺术家，他们参与了西安美术馆副馆长満宇策划的《副馆长计划》，用多元的艺术实践打开了美术馆公共空间的传统边界;用艺术方式的介入到社会公共事务，成为记录者发起者和参与者。项目结束后，在西安美术馆的2楼展厅，呈现了艺术家们的作品。

展览现场

　　“副馆长计划”是一次当代艺术“在地化”的综合实践。对西安美术馆生态和这座城市具新的冲击和启发。甚至有评价说“在中国当代艺术观念换代的今天，这个事件有可能在艺术史上留下一个点。”

　　那么， “副馆长计划”到底是个什么计划?

　　“副馆长”的初衷：自我组织的临时艺术实践

　　“我一直期待美术馆不仅仅是图像消费的地方，应该通过艺术家的工作，打开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实现艺术和公共生活的连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地气’。”西安美术馆副馆长満宇是2014年12月到西安任职的，他的理念很清晰。而“副馆长计划”在其初到西美馆便开始酝酿。 “其实最开始我们仅仅有个框架，虚拟了一个美术馆团队和美术馆平行开展馆务工作，对于具体要做什么并不是特别清晰。后来在实践中逐渐延展出十多个项目，这也是最初没想到的。项目进行中诸多不确定性造成了艺术家们的兴奋，到结束的时候结果出乎我意料的好。”

冯俊华策划的《先人祭》朗读会谢幕现场
 

　　而“副馆长计划”的发起人是广州的策划人郑宏彬和冯俊华。郑宏彬之前在广东时代美术馆黄边站负责项目筹划，很多工作跟艺术实践的语境或空间观有关，在筹划黄边站的艺术项目时，也会触碰到一些关乎主体性的辨认、认知式的抗争和机构实践的诸多“实情”。它存在于艺术工作者着眼的“位址”和动态类比的“时刻”，及对感性材料的分配、重组，再现的过程。“去年，满宇跟我闲谈。那时，他刚到西安，思考比较多的是如何建立或说明国内社会所需的实践语境，及专属于这种语境的文化批判工具等问题。大概是谈到了从拉康派精神分析看艺术实践中的主体性问题，’临床实践’中自我观看的技术及其分析模式，以及这些同艺术活动的类比关系，还有一些实践中的事务性工作。这跟艺术实践的主体及其实情相关，也跟国内当代艺术界’附议式’的实践取向相关。”郑宏彬回忆“副馆长计划”初衷这样说道。“也就是说，副馆长计划召集国内一些具有自组织经验的实践者，以不否定方案为原则，设定一个月的工作时间来勘察——这种出现在行动、关联与冲突之中的叠置场域，及实时、同工的、处于离散状态的工作组的当代状态。这种勘察是双向且联动的。”

　“ 大概去年底，郑宏彬对我描述了“副馆长计划”的初步想法，那时和西安美术馆已经有了大致的意向，但进一步的框架、人选、方法还显得茫然。”另一发起人冯俊华也参与过黄边站项目，初期一度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对美术馆权力系统的试探以及艺术家在此镜像中自我组织的可能，后来转向了在当代社会情态和思想领域中进行实践所牵涉的层累关系及由此发生的综合性、结构性面目。“追究起来，前者与我们在黄边站获得的经验相关，后者则是我们一贯关心并试图深入理解的主题。不过，虽然有这些讨论和衍生的判断，关于副馆长计划的具体展开依然无法预先设定，所以我是抱着某种对未知的兴奋感到西安的。”

　　副馆长计划是一个临时的各式实践的集合，参与此次计划的实践者(包括西安美术馆的职工)多数都存在某种不可化约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既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还存于实践的反身性和共同构建、处理的实践情境的过程中。由于副馆长计划的一个基本属性，即平行于美术馆的“虚拟”工作团队。因此，副馆长计划出现的绝大多数事务都由参与者共议决定及执行。也就是说，这个临时的集合是在个体的自我安置、随机应变的部署和综合性调配之间逐步完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副馆长计划”是西安美术馆今年春天成立的“西安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下的一个艺术项目。西安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致力于当代艺术的学术研究以及推广，有驻地艺术家等计划。“副馆长计划”是其中一个项目。
 

副馆长计划成员同西安美术馆“青年团”交流，即在地艺术实践活动“兴庆宫公园计划”筹划会

　　内容的多元以及公共空间的打开

　　“副馆长计划”的内容基本以美术馆权力系统、城市、参与者个体及自我组织、当代实践的主题结构这四个方面为基点展开，相互也有穿插、缠绕。

　　最开始由12位外省驻地艺术家组成项目成员，他们是黄凇浩、刘嘉雯、刘伟伟、彭文彪、宋轶、姚梦溪、朱建林、郑宏彬、冯俊华、史毅杰、黄丹怡。在项目后期，西安美术馆青年团的本地艺术家姚志辉、张弛、石祥宇、梁军虎等也加入进来。

　　　一个多月，青年艺术家在保持个体的情形下形成一个集体，分别或合作进行交流、创作。高密度和强度的情形下出现了《众泰事件》《兴庆宫公园》《仙人祭》《朱小福》等十多个在地实践项目，在原来模糊框架下出现了多种可能性，把公共空间打开了，出现了兴庆公园的广场舞、秦腔等到美术馆自由表演的情形，而刘伟伟的纪录片《众泰事件》，艺术家本人发起参与了这场维权运动，在美术馆放映片子时候近300位出租司机到场观看并讲述自身事件。这在之前，是美术馆从来没有过的情形。

　　　朱建林是广州的青年艺术家，这次“副馆长计划”他参与了全程的海报以及微信的漫画创作和设计，“参与这个项目，我第一个接受的任务是为这个“副馆长”设计一个海报，这也许跟我平时接单做设计有关吧，既然是来美术馆’工作’，很自然就会想到让我帮忙设计。” 朱建林对来美术馆“工作”是挺有兴趣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整个过程下来，各位艺术家在“工作”中展开对话，协作，互相刺激。但时间毕竟只是一个月，这些“工作”在没有规划和准备下高速推进，会暴露一些他们意识不到的问题，朱建林人物“挺好的”。

　　后来他跟郑宏彬商量把“副馆长”项目的微信发布的工作也揽下来。所以“副馆长”项目发出的微信都是朱建林用炭笔手画的，里面的文字则是由不同的参与者提供的。里面会有一个编辑的工作，他必须了解各位艺术家每天的工作状况，这样也加大了自身对项目的卷入程度，同时也是他参与和观察这个项目的方法。最后这些观察也促成其在项目将要结束的时候完成了《我们去公园》这部影片的剪辑。朱建林收集了期间所有人的拍摄素材，然后根据他的观察去重新梳理。他关心的是艺术家如何在新的情境中开展独立的工作，美术馆与艺术家的政治关系，外地艺术家和本地艺术家互动间的“友情”。

　　青年艺术家刘伟伟的《众泰事件》是关于一个自组出租车公司日常工作与困境的纪录片，直接以艺术的方式参与了公共事务，作者自身在现场，不仅是一个记录者，也直接作为维权者和动员者参与到了这个事件里。这个是一个在较短时间完成的的片子。这个事件是一个呈现政府部门与资本企业联合进行垄断，致使底层利益诉求被无视和压制，关于底层斗争和争取合法化的纪录片。它的粗糙画质、暴力剪辑制作和作者的行动一起赤裸裸的应证着众泰这种自我组织在体制下运行的窘迫和行政压力。这种压力，不光是对自由的剥夺，更是政府和垄断阶层在意识层面对底层的一种排斥性的“贫穷”认定。

　　　这种在行动中的串联实在构建权利方案和应急预案，是重塑底层的权力主体性再造事件。它对具体的现场和问题都具备真实的推动作用。“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去跟出租车司机讨论如何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成片之后也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定的修改和其他版本。这种参与合作的过程是在确保拍摄这个事件角度上的政治平等，是实际上的平等和权利上的一种相互承认。”7月9号现场的放映活动来了将近300个出租车司机，这极大的出乎了大家的意料;观影结束后也有部分司机停留在现场讨论自己的事情到6点钟左右;在观影过程中，美术馆方面迫于某种压力删掉了昨天的放映活动信息，现场甚至出现了国保和警车，这些事情都在呈现出这次观影活动的事件性。相对于放映的纪录片本身而言，这近300个出租车司机的出现才是主角：他们以集体和行动的方式在一个公开场合呈现了自己的诉求。这次事件的发生，就是一种对体制和资本压力的抗议，这也将使他们回归到一个真正的日常政治语境里：政治，是政治共同体中人们的共同生活实践。7月9号之后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网络媒体、报纸、广播等)参与到众泰这个事件里，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会在社会生产链里不断的发酵成一个日常诉求和斗争，直至这些出租车司机们的走出困境，直至作为每个个体的权利回归。

　　兴庆宫公园是西安一个丰富的公共生活标本，里面有杂技表演、广场舞、左翼分子的演讲和辩论、秦腔表演，是民众自发的一个文化形态。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介入其中，也使得这些人到美术馆进行了自由演出;波兰诗剧《仙人祭》则有多为志愿者和诗人王炜参与朗诵演出，波兰驻华文化参赞也到场观看。波兰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相似性使得这个诗剧的意义非同寻常。而黄凇浩的作品《朱小福》，是呈现一个身穿黄袍靠救助站生活的一个自由游荡的人，他生在1949年国民党高官家庭，22次偷渡香港，十年监狱，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等传奇身世，简直在可以看作一部中国当代史。事实上，朱小福这个假皇帝精神正常，有很多可挖掘的深层意义。这些，都等待艺术家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