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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年画创作是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6-02-27 10:56:13   作者;大众文化网  
侯逸民 邓澍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 66.3×117.8cm 1951年 年画   作为一种典型的宣传功利性美术,新年画对国家形象的塑造首先体现为对领袖和军队的表现。在新年画作品中,不管是表现领袖与群众密切关系的,如《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毛主席到我家做..




侯逸民 邓澍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 66.3×117.8cm 1951年 年画


  作为一种典型的宣传功利性美术,新年画对国家形象的塑造首先体现为对领袖和军队的表现。在新年画作品中,不管是表现领袖与群众密切关系的,如《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毛主席到我家做客》,还是表现领袖的坚强意志和过人智慧的,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大阅兵》,或者表现人民对领袖的热爱的,如《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给毛主席拜年》中,领袖的形象都成为与国旗、国徽意义相近的政治符号,代表着革命领袖、民主政治以及整个国家;在《开国大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毛主席大阅兵》这样的描绘仪式的作品里,领袖的伟岸、智慧、威严在庄重而热烈的气氛中,成为政权、党、国家的精神象征。对军队的表现则多结合革命历史创作,如《百万雄师渡长江》《支援前线》《渡过金沙江》等,通过再现革命的峥嵘岁月来激发观众的民族自信和历史责任感;还有的作品侧重对军民关系的表现,从40年代的《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1950年的《儿童劳军》《支援前线》,1951年的《军爱民,民拥军》,到《志愿军凯旋归国》,从侧面去引导人民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认同。
  此外,新年画还通过“阶级分类”的方式,使民众从“道德化的个体”转化为“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员”,从而建构他们的政治意识、政治心态并进行思想整合。新年画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凸现其阶级特点:在农村场景中,以手持锄头或其他农具表现其“农民”形象,以包头巾、旱烟袋表现“老贫农”特点,以红缨枪、绿军裤、胶皮鞋等暗示其“复员军人”或“民兵”身份;在工业生产或城市生活场景中,则以工装裤、带沿软帽来表现其“无产阶级”身份,而眼镜、鸭舌帽等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性符号。当阶级“划分”完成之后,各种典型化了的阶级成员便按照“文化表演”的形式,在画面中完成革命立场的叙事,这一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年画中极其明显,几乎所有新年画的画面都具有政治仪式的特征。




李可染 劳动模范北海游园大会 49.5×74.8cm 1952年 年画
 

  与“阶级”相伴而生的必然是对公有制以及集体主义的推崇——这也是50年代新年画的重要题材。这类主题在新年画中的表现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而有所侧重:解放初,为了配合国家全面土改、恢复生产的农业政策,年画中出现了《互助抢种》《妇女互助小组》等宣传农村劳动互助的作品;1953年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后,宣传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创作增加,如1955年富穹《入社去》、林茂雄《社里的牛群》,1956年费声福的《合作生产收成好》、金力吾的《入社评牲口》,50年代后期又有《人民公社光芒万丈》《到公社报道去》《节日的食堂》等大量宣传人民公社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表现集体活动场面,画面除了讲究“红火热闹”外,人物的表情、衣着、动态都具有某种类化特点——一种被共同信念所决定的协调感和一致性,以此表现伟大目标指引下人们对于集体的归属感。另外,在群体高于个人这种价值预设之下,因公忘私、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成为整个时代的美德,1951年的年画作品《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即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

  表现人民生活,宣传生产建设也是50年代年画创作的重点。从1950年《劳动换来光荣》《互助抢种》,1951年的《得锦旗》《女拖拉机队》,1953年《宣传先进生产经验展览会》,到1956年《炼铁炉前》《菜绿瓜肥产量高》,1958年的《人勤猪肥》《边种边收》,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新中国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另外,在1951、1952年前后,表现人民生活的年画大多与抗美援朝主题相结合,表现热爱和平、拥军等题材,重要作品有《养小鸡、捐飞机》等。
  1953年前后国家大力推行扫盲运动及新婚姻法,年画创作中则出现了《学文化》《幸福婚姻》等著名作品。与大多数宣传意味过浓,甚至流于图解政策套路的新年画相比,石鲁的《幸福婚姻》、詹建俊的《好庄稼》等表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新年画却透露出一种田园牧歌般轻松和谐的情调,从艺术水平上堪称50年代年画的代表之作。
  另外,解放初的年画中有许多是对新事物新建设的记录式作品,如1951年顾群的《女司机》、丁鱼的《女拖拉机手》,1952年钱运达、程诽的《植棉模范参观纱厂》、邵国寰的《成渝铁路通车》等。





吴休(原名吴衍休) 拜年 37.1×51.1cm 1959年 年画


  到5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一五”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骨干,国家在能源、钢铁、有色、化工、机电、轻工及国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其中,鞍钢、武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东北三大动力、治淮工程、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基地等一批骨干项目和工程的建成投产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极其关键的一步,这个时期的年画题材有许多都直接取材于这些国家的重点建设,如1953年的《第一个成品》、1954年的《庆祝成渝铁路通车》、1955年《治淮工地上的解放军工程队》、1956年《开山筑路架桥梁》、1957年《狮子滩拦河大坝》等等,为50年代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梦想和激情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跃进与革命:大跃进到文革之前的年画创作

  在大跃进时期的作品中,山东画家吕学勤的几幅年画具有代表性:1957年的《大玉米游天宫》《锯地瓜》等。诸如此类的作品在50年代末出现较多,这些年画主要以夸张的方式表现农产品的丰收和茁壮。
  年画中历来都不乏对现实的拔高和夸大,从古版年画的《赵子龙单骑救主》《沈万三打鱼》,到现代年画中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苏坚的《群众合作社》,都包含了夸张、想象的因素。
  从现存图像资料看,这一时期年画中的夸张画法,有许多来自于同时期流行的农民画的启发,对农民式想象的刻意模仿,在作品中表现为对财富的向往,甚至期望不劳而获的心理。中国农民的纯朴、智慧却缺乏远见的特点使他们既敢于去想象未来的好日子,同时又由于现实条件的局限,而使得这种想象不脱离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要求,在对这种想象的模仿中,新年画中出现了《节日的食堂》这样对鸡鸭鱼肉、珍馐美味的描绘,出现了像《老两口进京》中的巨型果实,画家唯恐被扣上保守的帽子,千奇百怪的想象出现在新年画中。
  在“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号下,新年画创作主题越来越肤浅,越来越表面化,从1957年的《大玉米游天宫》到1960年的《乘风破浪各显神通》,制作的精致掩盖不住构思的简单和内容的贫乏幼稚。在大跃进时期的新年画中,艺术水平较高的要属葛文山的《送给亲人毛主席》和《鲤鱼跳龙门》,虽然这两幅作品对桃子和鲤鱼也采用了夸张手法,但因为沿用了《连年有余》等传统娃娃年画的模式,因此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怪异和虚假。
  60年代的年画创作比50年代更强调思想学习、集体讨论和领导帮助,画家将自身的思想改造和作品的政治化意义放在创作的首位,因此60年代年画中“巨型果实”式的浮夸风虽然已经消退,但政治性却越来越突出,在真实性上比50年代前期欠缺,虚饰风大涨。
  1964年春节前后,上海曾先后举办了4次年画座谈会,座谈的主题便是围绕着创作“革命内容”的新年画。与会人员首先讨论了提倡革命内容的意义,继而得出结论:“年画作品要深刻地反映革命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发展的形势,从而反过来服务于这个革命的现实生活,推动和促进这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在作品中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坏境的描写,把革命的生活有深度地表现出来,固然取决于画家个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但是也和创作过程中集体的帮助分不开的。”频频出现的“革命”、 “典型”、 “集体”等词汇不仅显示着新的政治时期的到来,也呼唤着与之适应的新的创作风格。
  在1965年1月全国第4次美展华东地区作品的展览大厅里,山东的几幅年画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分别是:吕学勤的《三代民兵》,白逸如的《好书记》,李百钧的《女炮兵班》,王辉亮、郝丕瑜的《景阳岗十姐妹》等。蔡若虹看过展览后兴奋不已,当月便写了《山东年画有三好》刊登在1月号的《美术》上,文中称:“山东年画的题材内容好,就因它着重地表现了山东好汉的英雄气概,表现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比巨大的力量”。从整个60年代的年画创作和理论探讨情况来看,创作者和领导者都已不再像50年代那样强调作品适应和服从群众需要,而是更强调典型性、主题性和革命性;对于学习民间传统的问题,也不同于50年代后期提倡的汲取吸收,而是强调“采取什么手法,要由内容决定”,“装饰性,比之现实性来说,终是较为次要的”,要“推民间年画的封建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这些说法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此时从理论家到作者都将政治思想问题作为创作中一切本体问题的前提,加上1958年之后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强调,导致年画所表现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离“现实”。
  在1965年前后表现突出的山东年画中,除了年轻画家李百钧的《芒种时节》还保留了一点50年代乡村题材年画的田园气息外,其他的作品要么在主题上强调对阶级斗争的警惕,要么便在画面中强调人物的革命豪迈气概,人物的塑造与情节选择上出现在革命主题下的程式化倾向。新中国所带给人们的“阳光感”、“幸福感”与时代所要求的“革命性”逐一结合,50年代已经出现在新年画中,但还不甚严重的“红光亮”趣味便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但60年代年画创作在形式方面仍然有所成就。1962年的《妹把红旗当嫁妆》中,人物的开脸在传统年画基础上有所改进,五官描绘采用了传统仕女画的画法,头发又吸取了剪纸艺术的特点,色彩浓厚而调和,活泼又不失庄重,《科研小组》也具有类似的特点。60年代的年画是较为质朴、真实的50年代美术的集大成者,又是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文革”美术的始作俑者,在它之后,年画创作陷入极端革命化、程式化的创作低谷,直到80年代才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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