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广东惠州男子林某在惠州东江河底打捞起数十吨“乌木”一事 ，惠州相关官员表示，“如果是乌木，就有经济价值和考古价值，肯定属于国家财产。如果经鉴定不是乌木，只是一般的木头，没有什么价值，可以归还给发现者。”

　　依据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江底打捞的“乌木”被认定“属于国家财产”，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价值归国家，没价值可归发现者”表述，显然又并不十分合理。

　　其一，《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并没有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是否“有价值”，作为认定其“归国家所有”的前提。其二，按照“所有权”的基本法律逻辑，某项物品究竟归属于谁，与该物品是否“有价值”，根本没有关系。某项物品无论是否“有价值”，都既可能归国家、也可能归个人。其三，从一般道德情理角度，这种“有价值归国家，没价值可归发现者”、显得十分“势利”的取舍标准，也无形中将政府置于“与民争利”的尴尬道德境地。

　　不过，尽管并不合理，回到社会现实，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种“与民争利”确实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做法。如无论是在上述惠州“乌木”事件，还是在此前全国其他许多地方出现的类似“乌木”事件中，均是如此。

　　之所以普遍存在“有价值归国家，没价值归发现者”做法，除了利益驱动，从法律源头角度审视，根源恐怕还在于，目前我们针对“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等无主物所有权归属的相关法律规定，仍然并不健全完善。针对各种无主物的所有权认定，现行相关法律奉行的事实上是一种更侧重保障“国家所有权”做法，而相应的个人权利则缺乏充分应有的尊重保障，如并没有明确国际通行的“先占先得”原则，遵循的实际上是“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一律归国家的立法逻辑”。如《民法通则》在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同时，对于埋藏物的上缴者，仅规定“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至于“物质奖励”究竟怎样奖励则并不明确。

　　因此，要想有效化解避免类似“乌木”这样的所有权争执纠纷，关键还在于，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更充分地均衡国有所有权与个人权利间的关系，在充分维护国家所有权的同时，也充分兼顾平衡个人的相关物权，如在上缴“乌木”后，发现者也能享受得到充分物质奖励的权利，对于一些并不涉及国家所有权的无主物，发现者也能“先占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