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方增先今年82岁，为了照顾到老人的精力，我们采访的时间并不算长，所以记者在之前做的功课中只寻找了一个切入点，作为本次采访的主题。在阅读资料的时候记者发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位50岁出头、当时早已成名的画家曾经多次进入甘南藏区采风，并在后来创作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作品。本次采访，我们就请他来谈谈这一段的经历。

　　方宅印象

　　在开始正文之前，我想先赘述一些与访谈主题无关的内容，都是我在方老先生居所的一些见闻。当然，读者也可以当作是对人物本身的一些补充阅读。

　　采访方老先生这件事最近总是会让记者乐于向朋友提起，主要是因为方老先生的居所实在值得一谈，他的房子里透着一股他对生活的趣味。

　　先说我们采访所在的客厅，那是一间一楼的房间，有窗和院子相通，方先生按照自己喜好在院里布置的花草树木，从屋里望出去不仅是一片令人神清气爽的绿色，更有方先生的怀乡之情，那里有家乡的紫薇树和茅草。只是茅草有点水土不服，长势远不如在家乡环境里野生的。

　　方先生家的旁边是一处画室，因为老人在楼梯上下不方便。就建了座悬空的木桥沟通，桥是木匠按照方先生画好的样子做的，他不要笔直的，而是要对照地面池塘的轮廓做成了蜿蜒的。

　　住宅外墙的底楼部分用鹅卵石砌，方先生专门搭配好石头的颜色让泥工照着做，让方先生还有点遗憾的是，他不希望石头与石头间的缝隙是有水泥痕迹，但泥工做不到那样的。

　　住宅的内部也是方先生自己设计的，楼梯扶手，是榫卯结构的，灵感来自清明上河图，客厅里有一面墙是用家乡拆除老宅时抢救的旧宅木门板做的。在这面木门墙上，挂着一副方老先生的书法。在采访之前，他拄着手杖，很仔细地逐字逐字地跟我们讲解了这幅字的美学结构和意味。我们的身后便是与院子相通的窗和中午春光。

　　他们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星期日周刊 (以下简称星期日)：看了您的资料，其中有一段很吸引我，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您去了很多次藏区采风。

　　方先生：对，很多次，隔一年或者隔两年，后来在那边都很熟了。

　　星期日：您去甘南比较多。

　　方先生：对，因为那个地方可以去到山顶上，而且那里的人和衣服，那种色彩更适合绘画。当然，四川也有类似的地方，只是甘南最近了，上海坐飞机到兰州，一下飞机当天就可以到草原上去了。

　　星期日：您去了哪些地方?

　　方先生：夏河县，我去的草原在夏河县最高的地方，靠近玉树那边，比拉扑楞寺还要高。草长得非常高，一年到头都冷得不得了。最早我去的时候，是兰州这个地方要搞了个国画训练班，把各个地方美术最强的青年集合起来，叫我去指导。起初我们是想去画抗日的题材，后来我到那里看到藏族同胞的服饰、脸庞，就感觉很适合我的画风。藏族人很真实，和城市里生活的人不一样，城里人因为经常在社会上交往，就有许多不可避免的习气和客套。藏族人对于我这个长期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就感觉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我感受人也可以生活得如此真实直白，交流也能这样简单明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星期日：那个地方自然条件还是挺恶劣的?

　　方先生：对，一般去一次大概待一个多礼拜，我也吃不好，下来的时候我就是已经瘦得一把骨头了。我的胃到了四千米的地方就已经有反应了，吃不好，但其他的倒还好，我在4000米海拔的地方还能跑。一般来说，藏族在那里要骑马上去，我能够走上去。

　　星期日：住在哪儿呢?

　　方先生：大多数有招待所，也会住藏族同胞的房子，偶尔也会住帐篷。我们通常不会往没有人的地方走。但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方向是我们从来没走过，我就说走走看，结果走了快三个钟头，正好这个地区来了雷雨，雨很大，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会看到风里面刮着雨，下雨的时候还带着风，又有石子，就产生一种飞旋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要是淋雨了就很容易诱发肺水肿，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只好往回走，看到一辆拖拉机过来，说要带我走，我不愿上拖拉机，因为这雨还要下很久，衣服已经湿了，再风一刮，一冷，你就完蛋了。我说我走路，就把衣服披在头上，因为走路你身体是热的，最后我一直走到满身是汗，回到营地把衣服烤了烤火，一点都没事。

　　星期日：那个环境跟您之前画画的环境很不同吧。

　　方先生：对。过去我画画在(浙江)农村。我在浙江美院的时候，要么在杭州、绍兴，还有在我老家兰溪。

　　星期日：画藏族人物，和画江南的农民，有什么不同吗?

　　方先生：水墨的味道会多一点，因为他们穿的深色袍子，画的时候可以用大片的颜色，可以任意地涂，而画我们这种城市里的衣服，就比较难了用这么多大片的颜色了。

　　星期日：在那里，除了艺术上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吸引你的?

　　方先生：呵呵，他们就搞一把刀，然后烤羊肉，烤完后就是一人割一块肉。很朴实。他们的那种质朴，都让人觉得有点太老实了。而我们城市里的人呢就是比较灵活，我觉得质朴这点是很吸引人的。

　　星期日：和您接触的农民的感觉不一样?

　　方先生：不一样，也许比农民还要质朴。以前是羊皮，披在外面，画画可好看了。女孩子的袍子穿着外面，很漂亮。

　　星期日：那边的唐卡会对您有影响么?

　　方先生：唐卡是那种很工笔的，我画的不是工笔。但是我对唐卡也有一个印象。我看到过一次他们的祭祀活动，唐卡被从山顶上滚下来，大概二十三米的宽度，非常震撼，下面跪着好多好多人，那个场面很大的。后来我还看到过一个场面，也很震撼，那是在一个山顶上，也是一个祭祀的仪式，山顶上插着小旗子，牧民就骑着马在那里跑，一边跑一边撒一种经幡，洒在空中，每片经幡，在风中晃一下，就等于念过一次经文的功德。风起的时候，这些经幡就被旋得很高很高，气氛好得不得了。我还专门为这个画了一幅创作。

　　想更加放开一点

　　星期日：我了解到，之前您是学西画的，怎么会"转行"到中国画呢?

　　方先生：解放初，我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当时先有绘画专业，后来有雕塑专业，我学的是绘画，学习写实的素描和油画，还画年画插图和宣传画。我当时素描的写实能力学得比较强，毕业创作画的是油画《师徒》反映都不错，原来打算在油画领域做出些成绩来，后来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学的徐悲鸿带回来的法国素描和法国油画被后来更科学的俄罗斯素描和苏联油画更新了，于是我和所有的美术界的年轻人一样，一窝风学习俄罗斯素描和苏联油画，虽然我由于家庭成分关系，没有机会参加苏联画家办的训练班; 更没有留学苏联的机会，但我通过对俄罗斯画家素描印刷品的研究，大致掌握俄罗斯素描的原理和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应用在油画和宣传画创作中，当时可以说是信心满满，当学校把我安排到国画系，这方面的工作才终止了。当时的人很单纯，主要是做好领导托付的工作，并不会去想个人爱好，还有一个时代背景，中苏关系有点问题，毛主席希望大家搞中国自己的新艺术。当时研究中国画，不是要回复旧传统的意思，而是叫你去开辟个新天地，创造一种既符合中国人自己审美趣味，又有新时代特征的新中国画。

　　星期日：那您学西画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了，要调整学国画，当时习惯么?

　　方先生：要调整，油画是竖起来画的，国画平着画。人物画创作往往比传统国画画面大得多了，手够不到，只好移动纸张，画人物这个比例很重要。身体多少大，挂着才看得出，所以只好竖起来看，这样拿上拿下心力体力都是个极大考验，我早年的作品都是这样完成的。后来发展出竖起来画的方法，竖起来我这样只要退后几步比例就看清楚了，对我是更合适。

　　星期日：您去甘南采风的时候是五十多岁，那个时候您的代表作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奠定了你的画风。我猜想，当时您是不是想寻求一个突破?

　　方先生：画家的兴趣就在发现，在尝试新的可能，当时的想法是自己手里新的国画能不能更加放开一点，像一个小孩撒腿奔跑。

　　星期日：跟那时候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么?

　　方先生：有关系，那时候跟世界各地方交流开始多起来了，看东西多了，就会不满足现状，形式变得更重要了。

　　星期日：这个形式的意思是?

　　方先生：线的长短啊，笔的干湿啊，用笔的粗细啊，画面里各种元素的协调关系。

　　星期日：这种形式在中国画里有吗?

　　方先生：这个在清朝末年吴昌硕，任伯年在他们身上发挥得非常好。但在人物画里没有，因为人物画在后来才发展的，早年不会画人，任伯年画的是古人，现实生活里的人极少画。

　　星期日：因为西方的画里面画当时代的人物还是比较常见的，但在中国画里很少。

　　方先生：中国画有辉煌的人物画历史，但人物画总体上有个走下坡路的趋势，近代中国画的成就主要是花鸟山水画。没有画现实人物的风气，中国画一种是家里挂的山水花鸟画，用来调节住宅的环境气氛。一种是厅堂里挂的祖宗像，画得不写实，只是类型化的图像符号。

　　星期日：在传统工笔画当中，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人物的神态。

　　方先生：对，一般就是基本上一个神态，水墨画里有个《八十七神仙卷》，有一排神仙都是一个脸。

　　星期日：这个就跟西方表现人物情绪不一样啊。

　　方先生：对，西方这个方面比中国要早很多，希腊的神，虽然都有各自的神采，但离生活还是有距离的，罗马时代的雕刻可以看出是对着真人写生的。中世纪这个传统被中断，文艺复兴以后又发展，它有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传统中国画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山水花鸟的笔墨上，传统工笔人物画，也是讲究骨法用笔，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线条的功力，这没有好坏之分，是注意力放在哪里。

　　方增先

　　1931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代画家，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2013年1月获第二届 “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主办：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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