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来岁时，我就已经知道章祖安先生了，后来亦曾有过投考浙美的念头，但都因故未遂。直到前年进入国美博士后流动站，正式投到章先生门下，才了却了多年的夙愿。

　　我对章先生的印象，首先是严厉，对于学生的人品与学品，先生要求甚严。虽然自己亦为人师，对学生要求也严，但在先生面前，我就像是个怕做错事的小学生。说实话，每次与先生晤面，我是唯恐自己有过失的，尽管先生有时语气和蔼，但一种威严，令人不敢造次。其次是坦诚，先生快人快语，不假掩饰，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受到他胸襟的磊落。再次是认真与细心。先生在学习上对学生督导甚严，在生活上的关照却无微不至。且举个例子，有一次，我搭车送文件去先生家请他签字，到了小区门口，先生早已在楼下候着，说是为了免得我上下楼而耽误时间。我当时看着老先生的背影，真的被感动了。这虽是一桩小事，但却反映了先生临事替他人着想的细心与宽厚，而长者的风范，亦于此可见矣。

　　先生是当今书坛大家，于创作于学术都有着绝高的造诣，这本已为人所周知，毋需我的赘言;再则，我作为他的学生，来议论自己的师长，难免会有溢美之嫌。所以，我权将其作为艺术史中的一个研究对象，来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先生自言于书法六十而立，这我很赞同，并且进一步认为，以此可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先生六十岁之前，是积极向前人取法的，远则钟、王、欧、褚、东坡、黄石斋，近则沈寐叟、马一浮、陆维钊，用笔以侧锋为主，字形敧侧，书风跌宕洒脱。他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已迥出时流之上，如五十一岁所作的“课虚无责有，叩寂寞求音”行书联，即便置于陆先生的作品中亦不为逊色，但自家面貌要少些，马、陆的影响较重。六十岁之后，逐渐增加了圆笔的运用，点画时作弧形，加以章草笔意，字势端庄且飞动，寓静、动于一体，形成了凝重敦厚的书风。如作于前年的“驰骤情田险， 盯剑气寒”行书大字联，用笔老辣苍茫，全然已无马、陆的痕迹。在先生的笔下，已化陆之激越为冲和、马之洒脱为凝重。对于这类自家面目鲜明的作品，为与以前的书风相区别，我把它称之为“章体”。先生受教于陆师甚深，却能摆脱师门而自立门户，这是殊为不易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先生对传统的深入理解，一方面又反映出他在艺术上的创造力。比较而言，六十岁之前，书法饶有书卷气，之后则更富于金玉气;之前的用笔手段相对较为单一，之后则使转、顿挫更为丰富;之前的书风以清、奇为尚，之后则更趋于古、厚。这些变化，显然是更多地运用了碑派技法的结果。先生于汉碑，极钟情于《石门颂》，此种情愫，自早年一直保持至今。我的揣测，“章体”中圆笔弧线的基调，或正乃源于此。客观地讲，“章体”的用笔其实是方、圆并用的——盖以圆笔定基调，方笔见精神。他的方笔，是早、中年的延续，但一旦与圆笔并用而有一个对比的烘托，便极大地丰富了其笔法的内涵。

　　先生于花甲之后，得以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并不仅仅限于自我的书风面目，而是置于书法史的坐标，可与自晚清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民国于右任、李叔同、马一浮乃至现代陆维钊等碑派书家相继，亦即有着与前人一脉而能相承之意。而此，亦正为“章体”历史价值之所在。如今书坛的书家们，已创了很多的“新”，“面目”亦有，“胆魄”更具，但他们都与传统“割袍断义”了。殊不知，传统即如植物生长的土壤，没了根本，又焉能发展?书法史的发展，亦正是如此。清代的帖派虽不及明代，但碑派得以萌生并发展了;到了民国，总体上不及清代，但总还有一些碑、帖兼融得不错的书家;建国后，从民国过来的一批老书家如陆维钊、林散之、沙孟海、高二适等，各自皆卓有建树，而他们的底子都是在民国时期打下的。此正可谓，薪火相传而不绝。这批民国过来的老书家，现在都已逝去，老辈风流已衰歇，而今又谁可继?如今的书坛，书家固亦夥矣，但依我看来，以书法与学养而论，可赓续先辈者，唯仅章先生一人而已!

　　我这么地说，或许有人认为我终究还是在夸大地赞扬，但自己的确是说了实话，心里也就踏实了。不过，对于先生目前的书法创作，我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巅峰，我相信——他会越写越好的。“与时俱进”这句话，对年轻人而言已属不易，但对于老书家来说，则更为可贵。当今书坛的一些书家，在青、中年时未尝不能积极前进，但时间一长，就逐渐固步自封而丧失生命力了。此种情况，是由书家个人的天赋、学养与创造力所决定了的。章先生是一位有着很深国学根底的学者，既有天份，又有创新能力，并且还多才艺，因此我坚信他日后的精进，是永不止步的。在先生的肩上，担负着接续书法传统文脉的责任，这种责任，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