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惊雷，传来了惊人的噩耗，我们多年共事的老同学宋忠元辞世。消息传来，全院师生无不感到万分悲痛!不久前我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精神矍铄，面对自己严重的病情很乐观地说：“我现在已80多岁，可以说是高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多活了十多年，够本了。”然而，这样一位豁达而坚强的同志却突然倒下了，怎不令人痛心!

　　时间将我们带回到六十多年前的外西湖时期，记得在孤山求学期间，我们在白公祠学生宿舍，可以说是每天碰面，同学、同住、同娱乐，当时他的思想就非常开阔。解放初期，学校在批判“新画派”，他想不通，就跟我谈，他说，“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当然很重要，但新派画的丰富色彩，可不能批掉。对于现代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不能全部打倒，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对林风眠、潘天寿等老一辈先生都非常尊敬，并积极向他们求教。忠元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我院绘画系，本来他与顾生岳、方增先等同志都酷爱油画，他们的毕业创作画的是油画。但留校后，学校分配他们画国画，他们愉快地服从了分配并出色地作出了贡献，成了浙派人物画的中坚。

　　最难忘的还是在“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遇中。他总是不断地给予我们关怀，有时候偷偷给我们递上一个眼色或偷偷地说几句话“这样的日子不会长的”，给我们以莫大的安慰。我被打伤后到上海养病期间，宋韧被派去跟宋忠元一起下乡办美术训练班。表面上是办班，实则造反派企图派他监视宋韧并令他及时汇报宋韧老师的情况。他们一起带着学生去写生，肩负着重要“任务”的宋忠元却跟宋韧到山坡上聊起了天。在那个特殊年代，宋韧充满了顾虑，没想到两人聊得很投机，言谈中都透露出了对造反派倒行逆施的不满，宋忠元告诉宋韧：“他们还叫我来监视你!”宋忠元就这样与宋韧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他与学生们也非常同情并照顾挨整多病的宋韧，宋韧也因此在“上面”得了个“表现良好”印象。可见，在那种逆境中宋忠元同志为人正直、正派，是非分明。

　　1982年，学校组建领导班子后，他担任副院长，先后分管科研、创作和教学工作。他的思想很开放，“85新潮”期间，社会上艺术思潮活跃，教学与创作中碰到不少新问题有待解决，我们两人经常一起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学校一直以来的学术传统就是学术民主，因此，对待这些新的“思潮”，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很好地引导，不能采取一种压制的方式，所以成立了“青年创作组”等活跃学术研究的举措，我们在一些学术观点上都很相同，鼓励青年人的成长，学生们的思想很活跃，在对外开放交流中，眼界也比较开阔。因此我们学校在这一阶段比较稳妥，而又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向前发展。他在第二任期间全面负责抓学校教学工作，很认真细致地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如修订完善了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文化部许多教学措施和试点，常委托我院负责、试行，如学分制、有偿入学、不包分配等，这些工作他总能积极地带领教务处的同志，并与冯远同志一道很好地完成。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好战友、好同学、好搭档、好朋友……他对学校的发展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

　　正因为这样，他的画画时间很少，只能抓紧空闲时间，见缝插针。作为浙派人物画代表人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艺术成就已经享誉内外了。从以傣家青年男女和村姑为对象的早期趋向抒情意味工笔肖像画到之后工意兼糅，他对人物内心活动、精神气质等都具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力。晚年的画作洋溢着江南的气息，就像他自己给人的感觉一样“素朴清淡中透着平和雍容”，达到了“工中寓意，意中求工”的极高意境。可见，他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绩也的确让我们刮目。他的人品、艺术、工作等都堪称楷模。本来他说“现在比较空闲了，可以整理一些东西”，可惜病魔又缠上了他。这样的一位好同志的离开，是我们学校和美术界重大的损失。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他的英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