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据考证：汉代的敦煌郡的得名就直接源自“敦薨”一词，而“敦薨”一词是先秦时泛指流寓于西域和晋南、晋北，后来又再至河西敦煌一带的欧亚人种之一中亚吐火罗人。流寓西域的吐火罗人，散居于楼兰、龟兹(库车)、焉耆、于阗等地。于阗的吐火罗人多姓尉迟，史称唐时敦煌从化乡多姓罗的吐火罗人。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注云：“敦，大也;煌，盛也。”有学者指出：“这个解释，纯属望文生义。” 汉晋时的永嘉之乱(公元307——317年)中原战乱，中原士人纷纷携家四散逃亡。一路是往河西一带去，一路走向长江以南地区，避乱人流中不乏“高才实学”的各类精英人才。敦煌自汉武帝时，为河西四郡之一，作为军事经略，屯田戌边，对外交流贸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也”。自然促成了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繁荣。汉晋时的张芝、索靖两代大书法家，不独擅名河西，其真草、章草书法艺术“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史载五代时瓜州归义军画院里(置有都勾当画)，有姓白、姓竺、姓尉迟的画工。所以敦煌河西地区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各类交汇，而汉晋文化依然是新锐变化中的主导。

　　佛法因缘，佛教传来，自天竺(印度)而大夏(吐火罗)传入龟兹，于阗而至敦煌，再经凉州传向中原。敦煌莫高窟自僧乐尊公元366年建窟以来，一直受各方捐施功德修窟建寺至公元14世纪，中间经历了16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土蕃、五代、宋、西夏、元。整整绵延1000年的敦煌石窟，是千年荣衰兴亡，也正是1000多年里过往匆匆各色人等心灵愿望的“舍利”凝结。敦煌莫高窟，由于上世纪初藏经洞偶然被打开，重新为世人关注。今天，敦煌莫高窟不仅成了西部旅游的热点，从学术意义上讲敦煌莫高窟被尊为“敦煌学”的焦点而深不可测，因为它综合着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诸多学科门类。而敦煌莫高窟之所以为世人看重，自然是以佛教为因缘的壁画和塑像，它代表了跟人类信仰相关的，或者代表了人类精华的思想感情，并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向世人作出许许多多人生因果的诘问和心灵安抚。它是永恒的艺术，也是永恒的人生質问!“敦煌学”的提出与敦煌石窟艺术重新为学术界重视已经100年了，这百年也是中国社会经历变革震荡的百年，来自西方的各种冲击，也引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但在民国时期的张大千、谢稚柳、关山月、潘絜兹等一批大画家，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先后远涉流沙、戈壁去与“敦煌”结缘。探究传统绘画的从北魏到赵宋的另一种存在，一种曾与古代西域绘画艺术紧密联系的壁画真迹。

　　张大千，1941年春携家人、弟子变卖家珍凑足盘缠银两，浩浩荡荡来到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两年6个月。殚精竭力，临摹了276幅壁画，并为石窟作了文字和年代考证，创立了中国绘画的“敦煌画学”。试想当年，烈日酷暑，霜雪风沙，他们攀上颤悠的长梯架空崖壁中，用白石灰刷底，土朱颜料画框，用毛笔为400多309口石窟编号的“大千墨迹”，至今仍历历犹在，敦煌使他以后的画艺幡然出新。

　　谢稚柳，1942年秋应张大千邀请，前往敦煌研究壁画，悉心详录石窟中的发愿文、题记、题名和年代考证。1944年由敦煌回到重庆，敦煌之行后画风大变，并写出了《敦煌艺术叙录》一书。遗憾未能对“丝绸之路”的沿线壁画作全面观察，50年后的1991年，81岁的他遂愿考察了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联系出其与敦煌壁画之于古代东西绘画的融合传承关系。

　　1945年，青年潘絜兹先将妻女3人安顿在兰州，只身千里去敦煌临摹壁画近一年。这近一年的敦煌生活，影响了潘絜兹一生的艺术追求，以至有后来的全力于中国工笔画的振兴。而他至今仍是一个未被认真解读的丹青个案。

　　这3位大家，在离开敦煌石窟后的漫漫岁月里，仍挥之不去，即之难近，梦萦魂牵中铭记“敦煌”。所以他们的画作中每每钤上一枚与敦煌结缘的闲章，充满了心思重重的无限追忆，信受礼拜和深心远望……

　　张大千——“老弃敦煌”

　　谢稚柳——“敦煌旧客”

　　潘絜兹——“敦煌旧梦”

　　后来的学人、画人若能怀几重敬畏，盘珠默念“敦煌石窟”圣号吉祥，也算充一个于综1600年来匆匆芸芸的“敦煌香客”中。信受奉行，无量“净福”。